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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幫助革命者做些事情，是革命的同情者。但她是一位血肉飽滿的形象。潤格是一位堅強不屈的女性，在監獄裡，她沒屈服於敵人的酷刑。但作者又不去正面寫，比如《女伶》三十一章，寫奎嘯虎對潤格施刑後，手提一根沾滿鮮血的皮鞭，踢休息室的大門，氣急敗壞，喘著粗氣，那首《何日君再來》，唱針被卡在唱片上的傷痕處，一再重複著“再來，再來，再來……”，就是滑不過去。奎嘯虎一肚子邪氣，把鞭子摔在地上，罵道：“他媽的，什麼再來，再來，別來了！”聽差把皮鞭撿起來，“把它掛在牆上，和牆上的一排按質量、粗細而分類的皮鞭、鋼鞭排上隊。”那氣氛，奎嘯虎的心情，都表現得十分生動、逼真。“沒多大意思，打了半天，連個屁都沒放，活像打在一塊石頭上，毫無反應，一聲不吭地就昏過去了，倒把那幾個哥兒們累得呼呼直喘，這有什麼勁。”這是奎嘯虎說的。黃子廉也說：“這個人真邪行，簡直是一支壞了的溫度計，什麼溫度也不能讓水銀柱上升，永遠是零點。”這種技法，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表現手法，不直寫，卻比直寫更有表現力量。

潤格從家庭反抗，到出走，以及與社會、時代融為一體，她的性格一步步走向完善。所謂完善，非指越來越高大，而是說越來越真實、生動、具有靈魂。潤格深知得罪黃子廉後患無窮。但當他欺侮到頭上，企圖娶她的女兒小風為妾時，個人的安危且不說，連對“革命工作”不利也不顧及，也許這是普通人性的常情。作者沒有把。理智“強加給她，而是讓”人性“自然發展。她可以像母章魚一樣護崽，直到餓死，像斑頭雁一樣，拔光身上的羽毛，為風雪中的兒女築窩。潤格終於因此而走進深淵。最後，黃子廉要用挫磨靈魂的辦法對付她，把與她分離十多年的親生兒子奎綱派去，利用母子情套出他想知道的一切。母子見面，撩起潤格往昔的記憶：小綱被人搶走時蹬掉的那隻老虎鞋和扔下的那把玩具手槍，一直是她走南闖北隨身攜帶的紀念物，總覺得那上面有兒子的體溫，總覺得站在面前的不是奎綱，而是小綱。當她發現奎綱想方設法想知道路拾遺的秘密身分時，她清醒了，警覺了，面前的奎綱不再是自己的兒子。對潤格來說，有時母子情高於一切，有時則相反。這是人性在心理上完整的反映和邏輯。”後悔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的家庭和我的幼年時代所處的環境，潛移默化地給了我不少影響。貪圖安逸，沉緬於小家庭的溫暖。我能反抗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卻不能反抗我的懦弱。我不應該和複雜的環境妥協。“潤格被奎綱追問後這樣說，”小風的爸爸告訴我列寧說的一句話：'如果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也就沒有革命。你怕狼，就別到森林裡去。'我怕狼，所以沒有勇氣到森林裡去，這就是我的後悔。“當時，是命運不容她背過臉去，就只好面對現實。這也是”逼上梁山“。她恨自己覺悟太晚，並說：”如果天假以年，我決不苟延殘喘，我要跟他們擠命……“這是潤格的絕命宣言。至此，這位藝人的形象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

除了潤格，作者還在《女伶》裡塑造了楊維林、江放、歐陽墨竹、黎明、劉三、劉三奶奶、高媽、江風、黃子廉、奎嘯虎、王國玉、黃伯雲、黃美雲、黃秀雲、黃柔雲，以及吉林等眾多的人物形象，這其中劉三、高媽、江風、黃子廉、王國玉、奎嘯虎等人物塑造得尤為成功。有的人物著墨不多，只幾次出場，其性格便躍然紙上。黃伯雲原來是一個狗仗人勢的惡少，後來卻成了黃子廉的逆子，其變化十分令人信服。作者在寫像奎嘯虎這樣十惡不赦的大漢奸時，還寫了他人性深處隱蔽的東西。潤格重刑後，他想到潤格是一個文弱女子，動這麼大的刑，受這麼大的罪，太不應該：“黃子廉和她有什麼血海深仇？也犯不上這樣……”他對黃某的做法很反感。這樣寫，如同給一位貧血者輸血，使人物活了，增加了真實感。

《叛女》、《女伶》和《伶仃》都具有濃郁的文化意識。小說裡盪漾著歷史、文學、藝術、科學、風俗、民俗以及人們陌生的關於旗人和梨園生活的奇異色彩。老北京的習俗、語言膾炙人口，如同倘徉在昨日的文化衚衕裡。作者的知識之廣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什麼關於葡萄的歷史、成人節、女孩節、耶穌的傳說、營養學、迤北八珍，名人名言、楹聯名對、詩詞歌賦等等，真是包羅永珍，好像一部知識小百科。她的小說寫作，似乎不拘一格，沒有師承，憑著自己的感受、認識和理解，進入創作過程。但她的小說並不是知識的倉庫，而是將知識自然地扌契入字裡行間、人物的言談話語裡，像生活本體那樣。

邢院生的小說中，有著精彩的描寫，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