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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2月31日被釋放回家，在翌年元旦的鞭炮聲中開始奮筆疾書，連與兒女的親熱都不逞顧及，更不顧自己身體的痛苦，只是伏案寫作。1974年，終於成稿，受到蕭乾等人的鼓勵和關懷，幾經修改，將《前夜》易名《叛女》，由蕭乾、姜椿芳作序，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

數年前，我是一口氣讀完《叛女》（1982年，春風文藝出版社）的，至今那種興奮和新鮮感都沒有消失。小說是傳奇的，又是傳統的。作者憑自己豐富的生活積累和對文學的本來認識及美學素質走進創作過程，原原本本、老老實實地寫，也沒想去耍弄什麼招數，但她成功了。蕭乾說：“一部小說，不論長短，從主題到結構和內容，都只能透過作者本人的體驗和認識去構思。土建有標準設計，有預製件。我希望永遠不要在文學藝術領域裡搞什麼標準設計，也切不可用預製件。”（《叛女·序》）我十分贊同這個對文學藝術的真知灼見。文學藝術作品只應該有優秀佳作，而不應有什麼“樣板”。如果創作有了“藍本”，就不再稱其創作，最多是一個低能的模仿。小說不一定就該是《紅樓夢》、《水滸傳》、《戰爭與和平》、《子夜》，只要有自己動人的形象、生活的脈搏、成功的藝術創造，就是好的作品。姜椿芳在《我看〈叛女〉》文中說：“文學作品是不嫌一再描寫同一題材的，問題是不在寫什麼，而在怎麼寫。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裡，都是文學作品應當表現的內容。”重要的是，要寫深，寫得新，寫得巧，寫得好。一個作家的成功，一是在於本人生活的厚度，二是在於思想的高度，三是在於作家的藝術概括力和語言的表現力。邢院生具備了這些，於是才有了《叛女》這樣的小說。

《叛女》卷前有作者三行題辭：

獻給

為了新生叛逆沒落，

為了光明叛逆黑暗，

為了明天叛逆昨天的人們。

獻辭是作者的寄託，十分令人深思。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從昨天走來，沒有叛逆就沒有新生、光明和希望。歷史在叛逆中創造和演進，社會在叛逆中獲得正義和真理。但《叛女》不是政治教科書，是使人能從中得到教益的感人藝術。

古今中外許多傳世名作，多具有作者自敘傳的成分，或個人的生活經驗。《叛女》就是一部自傳體小說，故事描寫出身於清末兩江總督家庭的貴族姑娘潤格的愛情遭遇，以及後來她以藝術為武器投身於革命的經歷。潤格容貌美麗，聰明睿智，心地善良，多才多藝，但她在名門望族之家得不到自由，到處是野蠻和禁錮，她的一切都得不到保護和施展。當愛情來臨的時候，她需要更加遼闊的天地和自由，得到的卻是一個吃喝嫖賭、醉生夢死的丈夫和一個專橫暴虐、陰險毒辣的婆婆。從託家到奎家，從一個火坑到另一個牢籠，齷齪、卑鄙、荒淫、腐敗窒息著她。她對現實的反抗是放走了被禁錮十年的瘋女——丫頭秋菊。當她確知自己是老爺強姦了逃荒女白穎所生時，便毅然棄家出走。但走投無路，只好以賣藝為生。潤格沒有隨波逐流，執著地追求人的尊嚴和價值，直到和國民革命軍中的革命者江放相遇、相愛、結合後，才從茫茫黑夜裡看出了光明。《叛女》以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及“九·一八”事變為背景，不僅寫了潤格的辛酸史、奮鬥史、反抗史，還塑造了義和團失敗後的紅燈照姑娘奇俠、參加革命的藝人路拾遺等女性形象，她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是掙扎著尋求正義和真理的一群，再現了中國歷史的一面。

在中國文學史上，清末之後，描寫旗人貴族榮衰之作很有一些，但在歷史遞進中，描寫旗人貴族的演變、升沉，與中國現代革命水乳相融者，並不多見。《叛女》及其姐妹篇在這一文學領域填補了空白。

我有幸在作者的《動盪三部曲》的第二部《女伶》（1989年，華文出版社）出版前讀到了原稿《女伶》是《叛女》的續篇，主要人物潤格、江放、江風等都沒有改變，它既有連續性，又有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