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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對於業已形成的藝術風格的拓展與變革。

宗璞近年的每一篇作品，都有進行某種有意識的探索的新意。她自己也曾說過，“我自1978年重新提筆以來，有意識地用兩種手法寫作，一種是現實主義……一種姑名為超現實主義的，即透過現實的外殼去寫本質，雖然荒誕不成比例，卻求神似”。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在宗璞的筆下為什麼會出現《我是誰？》、《蝸居》這樣具有鮮明的現代傾向的作品來。《我是誰？》使現實的人變成了爬行的蟲子。《蝸居》則使一個超自然的神秘的鬼蛾出現在人間。透過這荒謬的歪曲的形式，存在的卻是最本質的真實。這樣的筆墨，對於《紅豆》的作者來說，不啻是驚人的鉅變。無可置疑的，現實主義的傳統手法在這裡產生了異變，一種新的因素正在為作家所把握。如果我們對那個畸形年代把許多人“變”成“牛鬼蛇神”的汙穢和屈辱仍保有記憶，我們一定能夠理解這種變形的藝術形式。藝術變形正是生活變形的一種特殊再現。怪誕的鬼城就是那個顛三倒四的瘋狂生活的變形寫照。

宗璞沒有硬搬外國的藝術經驗，她是在進行藝術經驗的融合與改造。《我是誰？》的創作手法，重在再現意識的流動，但其中也交織著客觀現實的描繪；除了荒誕的變形外，也還有理想的熱情抒發以及區域性的象徵寓意。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宗璞沒有拋棄她所已達到的，但她也不曾在新異的藝術天地怯於前行。這就構成了如她自己所說：“這樣表現方便準確便這樣寫。”

創造性的作家，總是不斷地跨越自己。宗璞隨著創作的成熟，產生更為成熟的藝術追求。她曾在《鐘山》刊載的一封信中談到：“這兩年我常想到中國畫，我們的畫是不大講究現實的比例的，但它能創造一種意境，傳達一種精神”：“我以為藝術都應給想象、思索的天地，應該'言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詩特別有此長處”。宗璞在這裡所表達的藝術理想，與她人生價值的追求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相一致，也呈現了她藝術觀念和審美原則的民族特徵。她力求於小說創作中也如古代詩、畫那樣流露性情、追求寫意的空靈，隱藏深厚的意蘊。

宗璞某些作品有意地忽略實際，直接詮釋生活。她透過平實的故事，創造一種意境，這種意境產生一種暗示能力，誘發人們的想象，使平淡的事實昇華到哲理意趣，使讀者在更為宏遠的層次上探求人生的道理。此種創作意向，在《熊掌》一類作品中，體現最為鮮明。閱讀這類作品，不是在寫實的基本層次上，而是從凸出的非現實的思想、哲學層次上獲得審美效果。筆墨簡淡蕭疏，而意境則趨於深遠。

為了豐富作品揭示現代生活的藝術手段，宗璞很注意融匯貫通地引用西方現代小說的某些表現技巧。《心祭》的結構顯得新穎不俗。它的內容的展開，主要依靠主人公的回憶的思緒流動，而且透過記憶和現實兩條線互相交錯、滲透進行。但即使在這樣的作品中，作家仍然執意於使之與中國的傳統藝術追求相契合。《心祭》力求以小說的形式達到中國古典詩那種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深層意趣。它以李商隱《錦瑟》詩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作為題語。《心祭》與《錦瑟》相同，也寫一種情愛，一種令人長久追憶而又不無缺憾的複雜情思。小說採用了秋風、暮色、向黃昏、嚮往事、心很遠、思想在飄……這一系列抒情詩的意象語言，造成了既深情綿邈又悠長飄逝的情懷。通篇小說把這種抒情語言和意境，進行多次的反覆，如同詩中的復沓，造成迴旋與曲折，留下不絕的餘韻。小說採用交錯的結構，把思緒的線頭隨意切割，記憶一會兒斷了，一會兒又被聯上，若斷若續，似有似無，蘊濃烈於簡淡，輕愁淡恨，欲罷難休。這一切，就使《心祭》從意境上引出與李商隱詩的聯絡，同樣蘊含了那種既令人追懷而又不免惘然的多種情思。

而在《核桃樹的悲劇》和《魯魯》中，由於樹與人的某種程度的合二而一和寄人情於動物，都使作品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這使我們想到中國曆時很久的透過外物、景象而抒發、寄託主觀的情感或觀念，以達到非概念所能窮盡的具有情感力量的“比興”的美學原則。《魯魯》中一隻極可愛逼真的小狗，就是一個獨具情感力量的形象。作者把自己鬱結的情感，寄託在魯魯身上。這種寄寓並非外在的比附，而是把這種寄託合理地滲透到客觀物件之內，成了它自身所包孕的。魯魯的心情就是作者自我的心情。魯魯的悲哀，魯魯的篤誠，就是作者所寄寓的人間的悲哀，和人們對失落的溫暖的尋覓。正因為寄寓深刻，使這篇小說超出習見的寓言體或詠物詩。隱匿的深長的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