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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一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閃了出去。”張愛玲回憶說，“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上急急的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伕講起價錢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沒忘記了怎樣還價。真是發瘋了呀！……”她像小鳥飛出了牢籠，心中充滿解放感、新生感。既然是逃出，自然永遠不想再投牢籠，那個家永遠和她訣別了。後母從此也只當她死了，她所有的東西都給了人。

她逃到母親家，在那裡補習功課。“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她覺得母親懷疑為她做出這麼多犧牲是否值得，她自己也懷疑。孤獨，依然是孤獨，“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卑。”於是，這時母親家的原始性的溫馨似乎已不復存在。她用一種毅力和精神堅持著寄居在舊夢裡，但“在舊夢裡做著新夢”——她希望考上大學。

三

張愛玲以意志的力量戰勝父親和後母強加給她的屈辱和孤獨，擯棄“淑女”、“少奶奶”、“如花似錦”的前途，這個有母親而沒有母愛的張愛玲，終於贏得了一個人生的轉折，獨自一人闖進生活的風雨，去佔領屬於自己的天空。她在上海透過了倫敦大學的入學考試，但由於歐戰的爆發，沒有能去英國讀書，只好改到香港大學學習。

香港是個五方雜處的殖民地社會，三教九流，東西文化，這個社會環境，是她熟悉人的的好地方。從那裡，她的天才從心域走向地域走向天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稚嫩走向成熟。

1939年春，母親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送她到香港讀大學。張愛玲剛到香港，住在法國修道院辦的女生宿舍，讀大學一年級。這時上海黃嘉德、黃嘉音兄弟主編的《西風》雜誌懸賞徵文，題目是《我的……》，限五百字。她寫了一篇《我的天才夢》寄到孤島上海。張愛玲回憶說：“沒稿紙，用普通訊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刪成四百九十多字，少了也不甘心。”（《憶西風》）不久她得到雜誌社的通知，說她得了首獎，但第二次寄她一紙獲獎名單，首獎成了《我的妻》，三千多字，她的《天才夢》改排末尾，獲“特別獎”。最後徵文結集出版，書名也用她的《天才夢》）。就這樣，《西風》剝奪了她應有的喜悅，使獲獎一事成為“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

在香港讀書期間，“歇了三年光景沒有用中文寫東西。為了練習英文，連信也用英文寫。”她認為那是很有益處的約束。香港大學文科二年級有兩個獎學金被她一人獨得，這使她獲得了羨慕和忌妒，因為她不僅可以學費膳宿費全免，畢業後還可能免費保送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三年級的時候，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本人圍困，每天頭上有飛機轟炸。她在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她有著“劇烈的影響”。但在她的記憶裡，香港之戰，給她的印象“幾乎完全限於一些不相干的事”。她說：“我沒有寫歷史的志願，也沒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裡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現實這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囂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剎那，聽得出音樂的調於，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擁上來，淹沒了那點了解。畫家，文人，作曲家將零星的，湊巧發現的和諧聯絡起來，造成藝術上的完整性。歷史如果過於注重藝術上完整性，便成小說了。”她認為人生的“生趣”，全在於那些不相干的事。她在《流言》中的《燼餘錄》裡，記錄下港戰開始後那些“小我”的眾生相。逃難的時候，宿舍裡的學生“各自奔前程”。說到大家對戰爭的態度，她打了一個比方：“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噸，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有膽大的有膽小的，有悲觀的，有失望的；她在電車裡發現了原始的荒涼。港戰期間，張愛玲到防空總部報到，參加了戰時服務；這期間，由於戰爭的特殊感應，她畫了許多畫。她覺得她不久就會失去那點能力，於是悟出了“想做什麼，立刻去做，都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個準的東西。”她對生活、戰爭、人的看法，是具體的，平視的，既沒有理想的“光輝”，更沒有政治的“高度”，大約與許多人不同，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