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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張葛琴過去的照片。按照慣例，如果憲兵們發現了這一點，他們立刻就會遭到逮捕，葛琴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卻裝得若無其事的樣子，邊等待搜查，邊吃著桃子。不知是那鎮靜、沉著的神態起了作用，還是查夜的憲兵多喝了幾杯，精神有些恍惚，葛琴竟輕而易舉地躲過了這次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搜查。當他們把所有的東西收拾完畢後，已經是凌晨三點鐘了。憲兵雖沒有再來，但睡覺是完全落空了，於是他們決定趕搭去浦城的商車，在茫茫的黑夜裡，又開始了艱難的行程。

到達福建後，葛琴和荃麟就在永安城西一個叫蝦蛤村的小村子暫時定居下來。經人介紹，葛琴在《現代兒童》雜誌任主編，當時她懷孕在身，行動一天比一天困難。他們在蝦蛤村住了約半年，待她分娩滿月，健康恢復到可以乘坐長途汽車時，就離開福建到桂林去了。葛琴去桂林，是接替聶紺弩編《新墾地》，她一路上風塵僕僕，懷裡又抱著出世不久的嬰兒，精神卻十分飽滿。不久，她做了《新墾地》的編輯，選稿、定稿，十分繁忙，還得哺育嬰兒。

1944年夏，日本軍隊佔領衡陽，逼近桂林。在這緊張的時刻，葛琴協助荃麟把組織的資助和溫暖，送到許多人身邊，冒著生命危險送走一批又一批進步文化人士，然後自己一家才撤離桂林。那時，敵機整天在桂林上空轟炸，火車站裡，車上車下，擠得水洩不通。荃麟的肺病又發作了，發著高燒，葛琴抱著剛滿週歲的兒子，攙著病重的荃麟，四歲的女兒牽著母親的衣襟，拚命地擠上了一節敞篷火車的尾卡。正在這時，敵機用機槍追著人群掃射，葛琴一家在槍林彈雨中倖存下來。

在重慶，葛琴與郭沫若等文化界進步人士一起聯名簽署了《文化界對時局進言》、《陪都文藝界致政治協商會議各會員書》和《陪都文化界人士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等宣言，表達要求民主建國的意願。

1946年，抗日戰爭已經結束，周恩來派荃麟從重慶去武漢做文化工作，葛琴也隨同前往。當時，計劃在武漢創辦一種報紙。形勢的發展，使得荃麟的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但他的肺病仍未痊癒，政治環境和生活條件都十分惡劣。他們住在中山路側小巷道內的二樓木房裡，樓梯搖搖欲傾，樓房四面通風，由於天井較小，房子顯得黝暗。到武漢不久，葛琴生下第三個孩子，剛分娩幾天，就自己忙著下地做飯了。一次，一位朋友的愛人到葛琴家去，看葛琴在產期未得到休息，很同情。回家特意燉了一隻老母雞，當晚給葛琴送去。送雲時，正逢中原解放區的幾個同志在座，葛琴用送去的雞湯招待那些解放區的同志。

產期過後，葛琴任《大剛報》副刊主編，拿極低的工資，以掩護荃麟在家養病。荃麟也為她編的副刊出主意、組稿、改稿、寫稿，使得那個副刊成為替人民說話的陣地之一，並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了一個重要的進步文化陣地。

1946年以後，武漢籠罩著一片白色恐怖，葛琴和荃麟經常在“虎口”裡幫助同志們轉移。一位死裡逃生的作家回憶說，“那時，我上了敵人的黑名單，被通緝，從河南逃到武漢，找到葛琴和荃麟。葛琴像親姐姐一樣照顧我，我好像從一個陰森冰冷的地方來到了溫暖的家。一天夜裡，我下了夜班，剛剛睡著，覺得有一個人輕輕地摸著我的頭，我抬頭一看，一位穿旗袍的人，正是葛琴大姐，站在我的床前，焦急地告訴我，荃麟要你馬上轉移，明天上午敵人要逮捕你。夜三時左右，葛琴化了裝，一直把我送上碼頭，我安全地轉移到了南京。她對我的深情，我終生難忘”。

內戰的炮聲隆隆地在人們的耳邊震響，國民黨在國統區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進行血腥屠殺，為了儲存大批有生力量，1946年12月，葛琴和荃麟又接受周恩來的派遣，去香港主持文委工作。

去香港以前，葛琴把小琴及弟弟送回了山老家。剛一到家，就被當局發現了，葛琴的一個學生（當時也是特務組織的成員）出於同情，馬上跑來報信，告知敵人對葛琴盯梢，並且要逮捕她。葛琴的父親急中生智，當機立斷，迅速趕到南京，搞了一個名片，說葛琴是某某報（陳立夫辦的報紙）副刊主編。當時正趕上當地小學開運動會，國民黨縣黨部的紳士們都來參觀運動會，葛琴買了些禮物，攜帶名片，佯裝拜訪，紳士們信以為真。她趁此機會，連夜坐小船，離開了闊別多年的家鄉，轉道上海赴香港。

許多在國統區無法生活下去的進步文化工作者，被迫到了香港。這是一個表面上繁華，而對這些人來說，又是完全冰冷的世界，許多人都很不習慣。葛琴和荃麟在政治上保護他們，生活上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