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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以後，不但要解除我自身的痛苦，而且要解除別人的痛苦，我不能服從父母的命令……”

為了逃避由母親訂的婚姻，她一連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來。最後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戲的主角，被人們用紅轎子像綁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愛情不能帶有絲毫的強迫性，她是絕對自由的，不能強迫一對沒有愛情的男女結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義的人，他們談了好幾夜。她過著家庭監獄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著暫時的痛苦，抱著奮鬥到底的決心，利用應聘任教的機會，掙脫了封建桎梏，奔向長沙。

“我勝利了，雖然傷了母親的心，惹起鄉里人的辱罵，但我是非常驕傲的。”她忘記了痛苦，只覺得眼前是一條光明的坦途。“再見吧，故鄉！不到我獲得最後的勝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懷抱裡來！”

但生活是無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輕的謝冰瑩所理想的那樣單純、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樣跟蹤著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長沙，她坐過牢，當過小學教員，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夠吃苦耐勞的謝冰瑩，沒有灰心，不斷同惡劣的環境鬥爭。前途茫茫，但她必須離開湖南，矢志以赴，於是由漢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裡，孫伏園熱情地歡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錢的謝冰瑩。而十天後的一大早，當她鋪開稿紙繼續寫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時，一群巡捕衝進她的房間，無緣無故地逮捕了她。

謝冰瑩如墮五里霧中，不知犯了什麼王法；在黑暗、潮溼的牢房裡，過了五天沒有飯吃，也不提問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後來經過孫伏園的營救，才保釋出來。原來她住進了綁匪的家裡，房東事發後，她受累被鋪，差點丟了性命。在獄中，她失掉了行李、書籍和幾篇嘔心瀝血寫出的稿子。此後，囊空如洗的謝冰瑩，衣著襤樓，忍飢挨餓，只能以賣文為生，作品散見於當時的《時事新報》和《申報》副刊。

在上海的艱難歲月裡，她始終感謝孫伏園對她的真誠同情與幫助。正在主編《當代》的孫伏園，希望她考大學，願意親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學費，並完全負責她的膳費和書費。但素來主張自食其力，不想依賴家庭或朋友的謝冰瑩，卻想暫時去當工人，即使當丫頭，倒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積蓄，再去求學。為了工作，當她正在苦悶中徘徊的時候，錢杏chun（阿英）關心地說：“這學校的教務主任，還有好幾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進去可以免收學費；至於膳費和書費，可以靠賣點文章來補助它。”由於阿英的介紹，她考入了上海藝術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同時進去的還有她中學時代的朋友王克勤——當時的電影名星王瑩。

謝冰瑩像叫化子一樣，過著窮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風襲人的寒冬，她連件棉襖都沒有，這時候，王瑩送給她一件。她回憶說：“這件破棉襖是我唯一的財產，白天當大衣穿，晚上當被子蓋，我永遠忘不了克勤，也永遠忘不了那段忍飢受凍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難忘的，曾窮得四天沒飯吃，連喝一杯開水的錢都沒有。那時《從軍日記》快出版了，她餓得實在不能忍受時，便跑到春潮書店向夏康農借錢。1928年《從軍日記》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樂啊！“春潮書店的大門貼著一張用各種不同顏色寫的鮮明又動人的廣告”，豐子愷的女兒畫的小兵騎牛的封面，擁擠的讀者……這一切都使她興奮。但飢餓之火燒著她的飢腸，催促她向書店討要幾塊版稅，而那位冷酷的會計，根本不同情她的處境。等到黃昏，居然拿到五元錢，回去不再乘三等車了。售賈員看她穿得破爛，就趕她到三等車去，而她拿出五塊一張的鈔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錢來吧！”

這時候，她學會了喝酒。她說：“一個人到越窮困的時候，對於金錢便越視為糞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質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絲毫影響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錢時我分些給窮朋友，或者跑到館子裡大吃大喝一頓，或者買許多我愛吃的蝦米、牛肉乾、鴨胗肝和糖果回來，窮困時，就一個人跑到馬路上喝西北風，躲在亭子間裡喝自來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窩裡睡兩天，看看有趣的小說，以消磨可怕的長日。”她還說：“雖然這樣窮苦，但我這副硬骨頭始終不屈服，不向有錢的人低頭，更不像別人認為女人的出路是找個有錢的丈夫。飢餓只有加深我對現實社會的認識，只有加強我生的勇氣，從此我要奮鬥，為了自己，也為了萬萬千千和我同樣在飢餓線上掙扎著的青年男女”。

上海藝術大學是在法國租界開辦的學校，當時進步團體和學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