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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英雄，就成了方紅薇的原型。這部小說她從1958年構思，1962年寫作，到1965年，她完成了兩部半。

人的思想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一部作品的構思，同樣會隨著作家對生活、對歷史認識的不斷加深而昇華。文化大革命中，柳溪有了新的想法。從革命“中堅”被一批批劃入“敵人”營壘，到開國元勳、蓋世英雄和無辜人民相繼死於非命，這些確鑿的事實說明了什麼？“歷代興亡有其必然的規律。”柳溪說：“我以為認真的政治家應該回答這個問題，有良知良心的作家，透過他們的藝術實踐，也應該回答這個問題。”她不僅悲憤地呼籲，也去實踐。《功與罪》幾易其稿，幾易其名，就是她不斷深化主題的證明。柳溪是在尋找歷史的答案。她在給我的信裡說：“顧名思義，我寫《功與罪》就是想透過人物的命運，大膽地評價這一歷史階段的功過，給後來研究歷史的專家，提供一點生活背景、時代氣氛、人物的可憐命運，他們可歌可泣的鬥爭，以及誰在建立新中國和誰製造了這場浩劫、災難。”

《功與罪》氣魄宏大，所反映的生活浩繁。筆者對方紅薇、李大波等，以及像艾洪水等人物未作分析，只能留待以後。這裡以較大的篇幅記下了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我想這對研究柳溪的創作思想及其長篇小說會有好處。

柳溪的十六萬字的通俗長篇小說《大盜“燕子”李三》，是她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探索文學民族化、通俗化的一種嘗試。“燕子”李三同拳王霍元甲、大刀王五，並稱“幽燕三俠”。這部小說描寫了本世紀三十年代威震京津、劫富濟貧，以及他如何搭救北伐戰爭中的軍團長越獄的正義俠骨、赤膽忠心的感人事蹟。這部小說由《花山文學叢書》發表後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天津《今晚報》連載了刪節本，接著，電視臺、電影製片廠、劇團、連環畫都要改編。如此熱烈的反響，柳溪頗為激動，使她進一步體會到文學大眾化、通俗化的重要性。

嚴肅與認真，是作家創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這種精神深入生活、觀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與罪》時，她走訪了女主人公的故鄉，住在她當年落生時的土炕上，還採松枝與野花為她掃墓，夜間蓋著她的被褥，思念著她的音容，眼淚打溼了衾枕。那一次，柳溪蒐集了許多女主人公的英勇鬥爭事蹟。寫作《大盜“燕子”李三》也一樣，為了對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進行必要的藝術加工，她訪問了當年槍斃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長、八十九歲高齡的鮑毓麟，這使她瞭解了許多具體情況和那時社會風貌的知識，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動的情節。《超級女諜》又是一部通俗傳奇佳作，深受讀者喜愛。

一個作家豐富的生活閱歷和雄厚的積累是從哪裡來的？我想有著傳奇般生活經歷的作家畢竟是少數，關鍵還在於作家到生活廣闊的天地裡去汲取。我想起美國作家海明威《午後之死》裡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對幹他想寫的東西心裡很有數，那麼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東西，讀者呢，只要作者寫得真實，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動很是壯觀，這是因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個作家因為不瞭解而省略某些東西，他的作品只會出漏洞。”這些話，不僅使我聯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筆下那些較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風格，同她的性格一樣：明朗、磊落、風趣、詼諧，多是大的主題。她喜歡抒情，但不喜歡纖細。柳溪說：“在作品裡，我希望給人們以希望，對未來充滿信心。”這使我想到，她多數作品的大團圓結局。她還說：“我是學歷史的。我寫的東西，總願意把時代背景寫得真真切切，有時特別注意烘托環境和氣氛，有時也特別喜歡選擇具有時代特點、歷史特徵的事件作為描寫環境的陪襯。”這一點，在《功與罪》中表現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領中國作家代表訪問法國，我在馬賽第一大學接待了她和林斤瀾、梁曉聲。她瘦弱的身體不禁令人大吃一驚，同四年前在天津訪問她時完全判若兩人。她告訴我，出訪前幾個月，大病一場，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後，她被推上領導崗位，除了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作協天津分會黨組負責人、副主席，還擔任《天津文學》、《通俗小說報》主編和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她對我說，她真誠地不願承擔這些職務，並隨時準備辭掉它們，靜下來，寫小說《紀昀傳》……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給我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