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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的寫普通人在新社會里的成長，有的寫受壓迫的婦女和少數民族中受剝削的奴隸。《撒尼大爹》透過一個孩子的眼睛寫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階級友愛和仇恨。《婚禮》透過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寫出一對青年男女為革命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寫村婦對惡霸地主的反抗情緒，寫得真切感人，邊遠地區的風習和傳說，描寫得委婉有致，極富地方色彩。

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風格，如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李納在短篇小說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而到《明淨的水》，其風格則臻於成熟。文學評論家黃秋耘說，李納的短篇小說集《明淨的水》，“文如其人，書如其名，她的藝術風格真有點像《二十四詩品》中所說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氣之秋'，使人讀起來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緻的描繪和委婉的筆致，亦足以顯示女性作者的特長。”

李納的不少小說，寫得乾淨利落，精細而不繁冗，明麗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淨的水》、《兒子》各篇，無論敘事、對話，還是寫景、抒情，都顯得晶瑩剔透，堪稱上品。李納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給讀者以清新，明淨，細膩的美感，又能抒寫火熱的生活，闡發嚴峻的主題，並把二者熔為一爐，這就是李納的小說所能達到的藝術境界。

雲南，是李納的家鄉，那裡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許多地方她沒有去過。1963年和1965年，她在離別多年的家鄉深入生活，到過好幾個兄弟民族地區，開闊了眼界，豐富了生活。從雲南回來，她打算以雲南生活為背景，寫一部小說。結果，小說還沒有寫出來，十年動亂便開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鑄成的未完成的書稿在抄家時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個瘋狂時期，一切都使人絕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燬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蒐集的素材，並決定“洗手”不再寫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聯副主席陳登科被江青點名為國民黨“特務”，於是李納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務”集團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藝界的重點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納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為她的丈夫——詩人、畫家朱丹，與作家方紀的友誼頗深，因此和馮牧等人同被誣為文藝黑線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紅衛兵”關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連李納，再加上有人向當權者告發她“攻擊中央首長江青”，致使她成為集中營中的重犯。這些“罪犯”由合肥文藝界聯絡站管理，並於1968年押到合肥農具學校。李納回憶說：“我沒有蹲過法西斯的集中營，我想大約不會比我門的處境更慘吧。我們幾十個人同睡一個地鋪，門頭高懸'鬼棚'的牌子，門上寫著'罪犯'的姓名。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請罪'，旁邊有人拿著'水火棍'監督。稍有不慎，就挨懲罰——胸前掛上恥辱牌，讓你抬土、掃地；無論走到哪裡，任何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不知捱了多少石頭。睡眠時，一百瓦的燈泡懸在頭上，使人無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處罰。”李納還講到一個靈魂極其殘忍的高幹的兒子，是一個文工團員，他經常提著皮帶任意捉弄“犯人”，並以此為樂。李納是他最不順眼的，一舉一動都會成為他侮辱的材料。背誦“老三篇”，他問李納“老三篇”裡有幾個“但是”；《愚公移山》中，為什麼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時，他糾集一幫嘴裡叼著菸捲的人，要李納跑步、不停地向後轉，而他們在一旁縱聲大笑。“遇到這情景，我只想哭，哭這些可憐的愚昧無知的青年，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說這些話時，李納的眼睛裡還閃著淚光，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當李納差不多感到絕望的時候，光明的翅膀駕著她在黑暗中起飛，她遇到了人類中美好的靈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遠不能忘記，”李納說，“當那個文工團員侮辱我時，一個年輕的會計便挺身而出保護我；當我被鬥後，回到爬滿蟑螂、潮溼、陰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這位會計，悄悄端來一碗飯，還有醬肉和豬肝。她溫情脈脈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無法拒絕她的好意……”李納還講到一個同她只有過幾次談話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去看她，給她勇氣、信心和溫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說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親。因為同情我，還和丈夫吵了架。最後她對丈夫說：'我決不相信李納是特務，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當，也決不連累你！'當時我感動得不能自己，在那樣渾沌的世界，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好人！”

1968年，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