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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廣州文藝》。

歐陽山看了草明的來稿很讚賞，認為是現實主義的寫法，鼓勵她先多寫短篇，還說人家莫泊桑就是先寫了很多短篇，後來才寫的長篇。她也參加了《廣州文藝》的工作。他們一些人自編、自賣，十幾期後為當局所禁，又馬上把刊物更名《新地》繼續發行。她常在小報上發表作品，描寫繅絲女工的苦難生活和對命運的反抗。在歐陽山指導下，她寫出了一部約五萬字的中篇小說《繅絲女工失身記》，連同歐陽山反映流浪漢生活的小說《單眼虎》一起付印出版。為表示她對共產主義思想的萌芽，將“萌”字拆解為“草明”，作了筆名。

她還在何干之組織的秘密讀書會里學習社會科學，參加左翼作家聯盟廣州分盟的成立活動。

那是怎樣的歲月啊！似繃緊的弦，像歡快的進行曲。要應付功課，又要寫稿子、上街售報、讀新書……這批進步師生和文化人努力的結果，招致廣東統治當局的懷恨，放暑假的時候，得知何干之、歐陽山受到通緝，黑名單上也有她。她和歐陽山正戀愛，把刊物託付給其他同志，二人便搭乘了這艘運生豬和菜的貨輪。

經過三天三夜的海上顛簸，他們終於進入燈紅酒綠的大上海。經歐陽山的朋友韓起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適逢左聯一次盛會，歡迎以英國馬萊爵士和法共古久列為首的“國聯調查團”。她有幸出席，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有一次，她和魯迅在一起吃飯，飯後恭敬地遞上一枚牙籤。魯迅先生說：“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許敵人聽後會高興，以為我老掉牙了，但他們高興得過早了。”她為先生的幽默和鬥爭精神深深感動著。

有人冒草明之名，在第三種人的刊物《文藝》上發表了一篇小說《趕夜路》。她氣憤之餘，寫了二百字的“宣告”，斥罵冒名者的無恥，希望能在《申報》增刊上發表。魯迅認為此舉實為他人做義務宣傳，便代為草擬數言，讓她附在下次發表的作品後面，既達到目的，又不擴大宣傳。這時，她領會到革命先輩的戰鬥藝術。

1935年，她被國民黨逮捕，投入監獄。魯迅先生在經濟上大力援助她，出獄後，又為她介紹醫生看病，甚至親自檢視德文診斷書。魯迅先生對晚輩的親切關懷和幫助，使她深受感動。終生難忘。在文學道路上，茅盾也給她不少幫助。

她和歐陽山在上海結婚，二人以賣文為生，生活雖然清苦，卻不乏鬥爭的詩情。她常常參加左聯組織的飛行集會，秘密張貼革命標語，在盟員之間、盟員與進步文藝界、與工廠工人、國際友人之間開展豐富而有意義的活動。她也曾先後和沙汀、葉紫、歐陽山、艾蕪、楊騷、楊潮等作家，在“小說研究會”就創作上的傾向性、創作思想、創作方法等重要問題進行過熱烈的探討，還曾擔任刊物《作品》的編委，參加過“左聯”最後一個機關雜誌《現實文學》的工作。在上海的歲月，對於她堅定地走上為革命、為人民而創作的道路，是極為重要的時期。

二

1933年10月，在左聯《文藝》月刊上，發表了她的短篇小說《傾跌》，這是她正式登上文壇的記錄。

《傾跌》，透過描寫三個繅絲女工淪落為私娼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由於外資入侵，我國農村手工業凋敝、破產，農民貧困化的悲慘景象。作家飽含著熱情和希望，塑造了倔強、不屈和覺醒中的女工阿屈的形象——這可以說是草明一生致力於塑造工人形象的起步。

繼《傾跌》之後，她在《作家》、《文學月刊》、《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又陸續發表短篇小說《沒有了牙齒的》、《倦》、《進城日記》、《大涌圍的農婦》、《和平的果園》、《閱歷》、《我們的教師》、《小玲妹》及小小說《漢瀾橋畔》、《魅惑》、《水鬼》、《表兄弟》和中篇小說《絕地》。這時，可以說是她一生創作的第一高峰。

她的作品，在思想內容上，主要是揭露和詛咒黑暗，從側面反映工人和社會下層人民的反抗和鬥爭。藝術表現上，她不太追求情節和結構的完整，而是致力於人物形象的刻畫，長於透過日常生活的細節表現人物的性格，也長於描寫人物心理、形態和景物，自如地運用第一人稱，以“我”的聞見為線索，帶動情節的發展，發現人生的種種畫面，令人感到親切信服。

她為什麼將自己的愛和同情寄予工人、窮人；為什麼將自己的仇恨和反抗擲向剝削壓迫者呢？除了受進步思想的影響，革命理論的教育外，顯然和她個人的生活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