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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中文研究部門主任。之後她曾去印度講學。她是個盡職的好教師，但最愛的還是寫作。“書桌對於她就好像飯桌對於一個飢餓的人一樣，有無盡吸引力”。她說：“一天不寫作，就覺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對了。”“我認為使人想寫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蓋過一切寫作路途上的寂寞，寫作技巧上的困難，而給這個寫作的人一種難以形容的滿足。”

她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愛國主義者。1975年，在陰霾滿天，暫短的雲開日出的季節，離別祖國大陸二十多年的於梨華第一次踏上夢魂索繞的故土。祖國已不是她記憶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門眺望廈門時想到的童年時家鄉的情景：

戰前小鎮裡的寧靜得單調的沒有柏油的大街，街邊的雜貨店，雜貨店的櫃檯上排著的破璃瓶，瓶裡的橄攬、冰糖、生薑糖，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櫃檯後的掌櫃，一個瓜皮帽上的一粒紅絨球，一根旱菸管，一副黃黑的牙，一雙混濁的眼睛，望著店外面靜得完全睡著了的午後的太陽。

這也正是家鄉留在於梨華腦海裡的底片。

在祖國逗留了一個月，她忙忙飛回美國，巡迴在耶魯、麻省理工、芝加哥、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熱情演講自己回國的見聞，並很快寫出人物報道、短篇小說集《新中國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介紹解放後各行各業同胞姐妹的形象。

這次祖國之行，對她的心理和創作都有很大影響。當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兒女們》這部長篇小說接下去的時候，卻感到“筆重如山”。她說：“在我想寫及我能寫的中間，有很大的距離。我能寫的幾乎有的不忠於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寫的又會不忠於原來的讀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難，循著原來的構思把這部小說寫完了。“但她對人物的內心，對人物的走向和分化發展卻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撻那最醜惡的同時，針鋒相對提出了一系列新人。“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華過去刻畫過的形象那樣不是不甘於同流合汙便是自暴自棄，這些新人尖銳地發出'固定的職業後面，發了財以後是甚麼呢？'的疑問，最後肯定，'一個人除了要做些主觀上有意義的事情之外，更應該做些客觀上有價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寫作又跨入了一個新時代。

她又飛回來了，觀光、學習、探求。常言說，兒不嫌母醜。看到困難中的祖國的某些病態，她悉心盡情，透過《人民日報》她曾向祖國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長的講述了自己的留美經歷。她寫出了報告文學集《誰在西雙版納》（1978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介紹少數民族在解放後的實況和政府對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說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則描述了四個現代化在國內外所引發的問題。

不但回到大陸，在美國她也同樣抓緊一切時機瞭解、關心祖國，和訪美的祖國親人和文學家頻繁接觸。她“雖然住在美國，實在關心中國。”

過去，她的筆寫的是中國事和情；現在，她不滿足了。她渴望與祖國人民一道，為美好的未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在寫給《人民日報》編輯的信中，她熱誠地說：

我是一個文藝工作者，不能像我許多朋友那樣，回去講他們的科學，做出比較急需而直接的貢獻；這是我很遺憾的。但後來想到，士。果能向國內讀者報道一下美國生活實況，也是目前國家需要的。除了這封萬字長信外，我還有一個建議是：讀者有什麼關於美國或西方的問題，可以寫信給我。我以後可以按照他們最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還是可以用書信方式的。我不能回答的，我可以請教這裡的朋友。

她熱愛偉大的祖國，祖國母親已向所有海外遊子張開熱情的懷抱。“沒有根的一代”的苦惱是結束的時候了。“落葉歸根”，這個中華民族古老的傳統多麼富於詩意和人情——於梨華用自己的行動，寫著一部新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1995年3月30日修訂

諶容

劉蓓蓓

“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第一個偉大代表”是馬克西姆·高爾基，即“痛苦的馬克西姆”。中國新時期文壇上重要的女作家諶容，看來也該姓高爾卡雅。即使不讀她的作品，不瞭解她的簡歷，只要看看她那被中醫稱作“腎虛”或“氣滯血淤”的黑眼圈，和她兩指夾著的香菸，你就會隱約感到她身心可能遭受過的痛苦。在她這種年齡的知識女性中抽菸的不多，凡抽菸的大多有些坎坷的經歷，從事著沉重的精神勞動，也都頗有些女丈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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