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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入黨的，恰恰是常常扣在知識分子頭上的“愛提反對意見，愛放炮”、“驕傲自滿”、“不靠攏組織”一類的帽子，說到底，是楊子豐身上最具魅力的“那股說不出、學不到的傲氣”。

楊子豐骨子裡的那股“傲氣”，讓諶容表達得細微傳神，光彩奪目。細細品味，那“傲氣”正是他的不從眾，不隨俗，有個性，有創見的學者氣質。這正是我們傳統文化中備受排斥壓抑、不夠健壯發達的“優根”。你看楊子豐這個“話霸”，在整個宴會上喧賓奪主，滔滔不絕，咄咄逼人，顯得思維敏捷，才華橫溢，感情激越，精力過人。他和所有的人對話時，沒有一句“順茬”，總是一個又臭又硬的“不”：他一出場就不“隨和”，對別人讚賞的田惠中的室內裝修、傢俱款式看也沒看一眼，只是在田某大談“知識更新！裝置更新！傢俱更新！”時板著臉回敬了一句“就是老婆不能更新！”田惠中告訴他席上備有“魯迅先生讚不絕口”的“加飯”名酒，他晃著手中的特曲說“魯老夫子說好，未必我就要說好”；妻子說他“死活也要入黨”他馬上咬文嚼字地“抬扛”：“我不是死活要入。我是活著要入黨，死後我不入——死後追認，那有什麼意思。”這種不重物質、愛喝特曲、活得執著認真的“傲氣”有什麼可指責的呢？特別是他對“第五梯隊”的趙遜關於“莎士比亞可研究可不研究”（因為大家公認“正確”和“荒唐”的東西都不必研究）的高論，還有他那“科學來源於幻想，真理產生於胡說”的妙語不正是學術研究中一種反對人云亦云、打破平庸、銳意創新的思維方式麼！他的勤於獨立思考、勇於堅持真理的自信和自尊，不但被魯迅所痛斥的“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的傳統行為規範所不容，更在極左空氣籠罩下的政治生活中招致災難。小說中第十二節《否定之否定》實在是精彩別緻，全節由1969年專案組炮製的《楊子豐反革命言論彙編》構成，這簡直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它摘錄了楊子豐自1951年到1969年發表的對思想改造、反右鬥爭、“大鍊鋼鐵”、“突出政治”，以及對胡適、梁漱溟、費孝通、彭德懷、吳晗和劉少奇及其《修養》等一系列問題和人物的看法，光明磊落，直言不諱，見解獨到，既刻畫了楊子豐式的“傲氣”和他的“智慧風貌”，又以那類對楊子豐的“老虎屁股”“摸定了，而且要經常摸，反覆摸”，“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來摸”的“按語”所體現的“文革”時代獨具的荒唐令人捧腹。

楊子豐的“傲氣”體現在他的入黨問題上，就更令人慨嘆。早在四十年代的霧重慶，他就想向地下工作者“老黃”申請入黨，但“老黃”未亮明過身分，他擔心老黃不是黨員，自己的申請會使他難堪；加之“老黃”每次都來去匆匆交代很多工作，他怕個人入黨的私事耽誤黨的工作大事便一直“憋”著不提。按照某種偏見和模式，這就會被誤解為知識分子的“優柔寡斷”，“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甚至是同黨“若即若離”。陰錯陽差，只知道利用楊子豐的“非黨'身分完成黨的工作的”大老粗“偏偏碰上有周密嚴謹的思維方式和”克己“品德的”大老細“，使三十年代就被父親斥為”喝了共產黨的迷魂湯“的楊子豐八十年代還沒入黨，但還要入黨。在他看來，入黨決不是貪圖”先鋒隊“的美名或”執政黨“的權力，而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實現共產黨的綱領，是他自己選擇的人生理想、信仰、價值、追求和操守。可嘆即使同他談話的黨員都不理解、不相信他要求入黨而不帶某種個人目的。他接受陳中雅的”揉麵“說，但認為自己這團”面“應由”高明的麵包師來操“；他容不得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因此為某些人馴服地低眉順眼、虛偽地唯唯諾諾地入了黨，從而造成黨風不純、也影響了我們民族性格的健全發展而耿耿於懷。難怪在他的”滔滔不絕“中總有一股壓抑不住的憤懣。這就是他要用酒”解“的”愁“。但他決心同組織發展中”左“的傾向”較勁兒“，明白宣佈：”入黨是神聖的事情，讓我把什麼莫須有的罪名都兜下來，淋著一身水汙入黨，我不幹。這不是給黨增光，這是給黨抹黑。“”我要堂堂正正地跨入黨的大門“！

楊子豐超凡脫俗的性格，不但不被世俗認可，也不被一些因襲了中國某些文化傳統的黨員認可。他的“牛津'學友、國民黨中的”太子派“於少雄當然不理解他，他的老朋友甚至妻子又何嘗真正地理解了他？田惠中就勸他既然”散淡“就不要把入黨問題”看得那麼重“，”何必苦苦追求？“這可真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諶容深深地理解這種追求和痛苦，為當代文學畫廊塑造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