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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持住“逍遙派”的身分，但最終還是同“舊市委”的幹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縣馬駒橋公社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種“下放”似乎含有“變相勞改”的意味，但對諶容來說無異於放虎歸山。她插秧耪地挖河餵豬地勞動了一年，又作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員在群眾和幹部中工作；她既可以參加縣、社、隊各級幹部會議，又能和大媽二嬸子們盤腿坐在坑上納鞋底拉家常。到了1972年冬天，她開始動用自己近十年間的全部生活積累，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萬年青》，描寫1962年萬年青大隊在支書江春旺的帶領下，同縣委副書記黃光推行“包產到戶”試點工作進行鬥爭的故事。雖然業餘創作被視為“不守本分”、“想入非非”的“個人主義”而不得不進入“地下”狀態，但寫書過程還是順手的，1973年回北京做了五中的俄語教員後，書稿也完成了。第一個讀者是李希凡，後來便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嚴文井、韋君宜諸前輩。真要出書的時候，躲不過的“批林批孔”運動卻給了她致命的打擊：給諶容出書竟成為造反派們揭發嚴文井“舉逸民”“興滅國”的“鋼鞭材料”。原來她十五歲便立志脫離的那個家庭二十多年後還把她罩在自己的陰影裡：那個早已被結論為“一般歷史問題”的父親此時卻背上了“七條人命”的黑鍋！書稿退回來了，在“沒法活下去了”的心情中，她給把持著文藝界最高領導權的江青（透過郵局）寫了信，保衛自己出書的資格和生存的權利。五十天後，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萬年青》出版。

於是這位“持重武器（指長篇小說）嶄露頭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學校和教育局給予的創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呂梁山下，住在鄉寧小縣城的縣委機關裡，雄心勃勃地開始寫作長達九卷的鴻篇鉅製《光明與黑暗》（這本書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然而，十月裡的一聲春雷讓中國人在這個月的下旬歡度了不是國慶日的國慶，本該和全國人民一道獲得解放的諶容卻因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線”。書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鄧萬舉”便是吹捧江青攻擊鄧小平。取消創作假，限期上班，最終在1977年4月停發工資。陸文婷啃涼燒餅喝白開水的細節，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貸度日的體驗。上書中宣部後得到的兩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會上對她於1979年5月發表在《收穫》上的中篇《永遠是春天》的讚揚，都未能幫她脫離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舉成名，諶容離開教育口成為北京作家協會駐會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補發的工資。風息浪止。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回顧坎坷的文學生涯，諶容的感覺是“累，真累”，她甚至難以相信自己當年竟然有那樣的勇氣和精力去應付無休無止的紛爭。她表示再遇到類似前述的“大戰”，“情願不戰而降”，因為“人生畢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只要“還能寫下去，我實在捨不得時間去打那些無頭的筆墨官司了”（見《並非有趣的自述》）。然而，這一代人在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上顛簸了幾十年，他們的命運，他們的靈魂，都是被政治徹頭徹尾、徹裡徹外地“化”過了的，在一些難逃的“劫數”面前，她能退避三舍麼？圍繞著《萬年青》的出版展開的兩次“大戰”結束了，但對《萬年青》、對《光明與黑暗》的評價雖大有文章可做卻並沒有真正開始。一向不愛談自己的經歷和創作的諶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種情緒地寫道：《萬年青》、《光明與黑暗》不會再出版了，因為它們“不符合現行政策”，但“我不能說我的處女作是《永遠是春天》而不是《萬年青》”。她不同意說自己是“脫離生活”寫出了這樣的作品，因為“生活同政治分不開”，“多年來我們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只能反映那個被扭曲了的生活”，對這“特有的文學現象”“主要不能從作者個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針對這些看法佔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為《萬年青》和《光明與黑暗》不是諶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們在諶容的創作中不能佔據多麼重要的地位，諶容不屬於當代文學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稱作“新時期”的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兩大傳統題材之一的農村題材作品中，《萬年青》的藝術成就也未能使它們出類拔萃佔住顯赫地位。若想理論作家反映生活與評價生活的問題，現實主義的“真偽”問題，人們多半會以《豔陽天》之類為例證，而不借《萬年青》之題去發揮。

諶容成為名人是在1980年，那時她已四十四歲。《人到中年》的小說和電影都受到過“有嚴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