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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輔的。”“什麼，難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是的，他曾經是，現在離開了他們。我跟扎爾基找他談了很久。現在他已經站到咱們這邊來了。而對杜巴瓦，這話卻無論如何不能說。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們還是回過頭來先講安娜吧。她把什麼都告訴我了。杜巴瓦搞反黨活動是一頭扎進去就出不來。安娜沒少受他的氣，比方說，他奚落她：'你是黨的一匹小灰馬，主人指東你走東，主人指西你走西。'還有比這更難聽的。幾次衝突過後，他們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顯然不願意失去她，他保證，今後他們之間不會再有磨擦，請她不要離開他，要幫助他渡過難關。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時間她似乎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她沒有再聽到他惡語傷人，她給他講道理，他也不做聲，不再反駁。安娜相信，他在認真檢討過去的立場。

“她從扎爾基那裡聽說，杜巴瓦在共產主義大學也不再搗亂，跟扎爾基的個人關係也能做到和睦相處。不久前安娜在單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懷孕），回家休息，關上門後，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間，兩個房間有門相通，不過兩人講好把門釘死了。

“不一會兒杜巴瓦帶了一大幫同志到家裡來，結果安娜無意中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託派小組會議的見證人。她聽到的那一大堆東西，連做夢都夢不到。而且，為了迎接全烏克蘭共青團代表會議，他們還印刷了一份宣言之類的東西，準備藏在衣襟下，偷偷散發給代表們。安娜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來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後，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間，要求他解釋剛才發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達哈爾科夫，參加代表會議，在中央委員會遇見了基輔的代表。

“塔莉亞給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決定午飯前去看望她，因為在她工作的黨中央婦女部我們沒能找到她，她在那裡擔任指導員的職務。

“塔莉亞和其他幾位同志也答應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時候，正好趕上這坎兒了。”保爾苦笑了一下。

麗達聽著，微微皺起眉頭，兩隻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鵝絨把手上。保爾不再出聲。他望著麗達，回想她以前在基輔時的模樣，又同眼前的她比較，再次意識到她已長成了一個體態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終年不變的軍便服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簡樸但縫製得很精緻的藍色連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輕輕拽了一下，要他繼續說下去。

“我聽著呢，保爾。”保爾接著往下說，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鬆開。

“安娜見到我，掩飾不住心裡的喜悅。杜巴瓦則是冷冰冰的。原來他已經知道我同反對派作鬥爭的情況。

“這次見面有點不倫不類。我似乎要充當一個法官之類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講，杜巴瓦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支接著一支抽菸，顯然，他又煩躁，又生氣。

“'你瞧，保夫魯沙，他不單欺騙我，還欺騙黨。他組織什麼地下小組，還在那兒煽風點火，當著我的面卻說洗手不幹了。他在共產主義大學公開承認代表會議的決議是正確的。他自稱是個”正派人“，可同時又在瞞天過海，耍陰謀。今天的事，我要寫信報告省監察委員會。'安娜氣憤地說。

“杜巴瓦很不滿意，嘟嘟噥噥說：”'有什麼了不起？走吧，去彙報吧。這種黨，連老婆都當特務，偷聽丈夫的談話，你以為我很樂意當這個黨的黨員！'“這種話對安娜來說當然太過分了。她喊了起來，叫杜巴瓦走開。他出去以後，我對安娜說，讓我找他談一談。安娜說這是白費勁。不過我還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經是好朋友，他還不是不可救藥。

“我到了他房間。他躺在床上，馬上堵我的嘴，說：”'你別來說服教育，我對這一套膩煩透了。'“可我還是得說。

“我想起了過去的事，說：”'從我們以前犯的錯誤中。你什麼教訓也沒有吸取？杜巴瓦，你記不記得，小資產階級意識是怎麼把我們推上反對黨的道路的？'“你猜他怎麼回答我？他說：”'那個時候，保爾，我和你都是工人，沒什麼顧慮，心裡想什麼，嘴上說什麼，而我們想的東西並沒有什麼錯。實行新經濟政策前是真正的革命。現在呢，是一種半資產階級革命。發新經濟政策財的人個個腦滿腸肥，綾羅綢緞身上掛，可國內的失業人員多得不可勝數。我們政府和黨的上層人士也在靠新經濟政策發跡。還跟那些女資本家勾搭上了，整個政策的目標都是發展資本主義。講到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羞羞答答，對農民則採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