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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緊緊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一趟。傍晚，一輛濺滿泥漿的小汽車在房前停了下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走進屋裡。他是個年過半百的拉脫維亞人，一臉絡腮鬍子。

他握住保爾的手，說：“日子過得怎麼樣？你怎麼這麼不像話呀？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說完，他大笑起來。

區委書記在保爾家裡呆了兩個小時，甚至忘記了晚上還要開會。保爾說得很激動，拉脫維亞人一面聽，一面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他說：“你別提小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個結果來。不見得就沒辦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慮一下……”保爾打斷了他的話：“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爾同志，是活的人。孤單單一個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觸。

給我派幾個年輕人來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們在你們鄉下，總想搞'左'一點，嫌集體農莊不過癮，想搞公社。這些共青團小夥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們就會冒到前邊去，脫離群眾。我過去就是這樣，這我知道。“沃利梅爾停下腳步問：”這些情況今天才從區裡傳來，你是從哪兒知道的？“保爾微微一笑。

“你大概還記得我愛人吧？你們昨天才吸收她入黨。是她告訴我的。”“啊，柯察金娜，就是那個洗碗工？她是你愛人？哈哈，我還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額，接著說：“有了，我們給你派個人來吧，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這個同志再合適不過了。你們兩個脾氣挺相近，準合得來。你們有點像兩隻高頻變壓器。你知道嗎，我以前當過電工，所以愛用這樣的字眼，打這樣的比喻。列夫還會給你裝上個收音機，他是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聽耳機子，一聽就是半夜兩點。連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說：你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兒逛去了？”保爾微笑著問：“別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沃利梅爾來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說：“別爾謝涅夫是咱們區的公證人，但是，他當公證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樣外行。不久前他還是個大幹部。一九一二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了黨。國內戰爭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熱洛巴一起消滅過'白蝨子'。他到過察裡津，去過南方戰線，在遠東主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他這人什麼艱難困苦都嘗過，後來肺結核把他撂倒了。他從遠東來到這兒。在高加索，他當過省法院院長，邊疆區法院副院長。最後他的兩個肺都壞了，眼看要不行了，這才強把他調到咱們這兒。這就是咱們這個不平常的公證人的來歷。這個職務挺清閒，所以他還活著。可是，今天悄悄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明天又把他拉進區委會，接著，又塞給他一個政治學校讓他管，又要他參加監察委員會；成立處理難題的重要委員會時，都少不了他。除了這些，他還愛打獵，又是個無線電迷。別看他少了一個肺，可一點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保爾提了個尖銳的問題，打斷了他的話，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他在這兒比原先工作還忙。”沃利梅爾眯縫著眼睛，瞟了保爾一下。

“要是讓你領導一個小組，再加點別的工作，別爾謝涅夫也準會說：'你們為什麼給他那麼多工作呢？'可是他對他自己呢，卻又會說：'寧可猛幹工作活一年，也不躺在病床混五年'。愛惜人這件事，看來只有等社會主義建成之後才能做到了。”“他說得對。我也贊成幹一年，反對混五年，不過我們還是常常隨便浪費人力，這等於犯罪。現在我才明白，這樣做與其說是英雄行為，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直到現在我才開始懂得，我沒有權利這樣糟蹋自己的健康。原來這並不是什麼英雄行為。要不是因為蠻幹，我也許還可以再堅持幾年。一句話，對我來說，'左派'幼稚病是一個主要的危險。”“也就說得好聽罷了，真讓他下床幹起來，早就什麼都不顧了。”沃利梅爾心裡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一直談到半夜才走。

別爾謝涅夫離開新朋友的時候，心情就像剛剛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弟弟一樣。

早晨，有幾個人爬上屋頂，架起了天線。別爾謝涅夫在房裡一面安裝收音機，一面講著他經歷過的最有意思的事情。

保爾看不見他，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長著淡黃色的頭髮，淺藍色的眼睛，體格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他的模樣跟保爾剛同他見面時想象的完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