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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她保證，這份保單包括移植手術？

“咱當時根本沒想到什麼移植手術嘛，”她說。“咱從來不需要移植。”陪審席上有幾個人露出了微笑，但沒有誰笑出聲。

德拉蒙德轉彎抹角，反覆逼問，她當時是否想買一張把骨髓移植包括在保險範圍之內的保單。她當時聽都沒聽見過這玩意，她也反覆這樣答。

“那麼你當時並不是明確指望保單能將它包括在內囉？”他問。

“咱買的當兒還沒想到這些玩意呢。咱只要它包括咱全家。”

在這個問題上德拉蒙德得了一小分，不過我想，並且希望，陪審團不久就會把它忘記乾淨。

“你為何要狀告大利公司，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他問。在開庭之初，這一問題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結果：它使原告顯得貪婪。訴狀中提出的賠償金額，常常都是在未經委託人授意的情況下，由律師挖空心思開的價。我根本沒有問過多特，她要大利公司賠多賠少。

但是，我研究過德拉蒙德以前的出庭辯護記錄，早已料到他會提出這一問題。多特是有備而來的。

“1000萬？”她問。

“是的，布萊克太太。你狀告我的委託人，要求賠償1000萬美元。”

“就這麼多嗎？”她問。

“對不起，你的意思我不明白。”

“咱還以為要比1000萬多呢。”

“是嗎？”

“咋不是？你委託人有10個億，你委託人殺了咱兒子。該死的！咱要他賠更多更多。”

德拉蒙德的雙膝微微彎了彎，他轉換了一下身體的重心。不過，臉上還一直掛著微笑，真是個傑出的天才。他本可以問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乘機下臺，或者乾脆徑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可他卻又犯了一個錯誤。他丟擲了他久用不衰的問題之一。“假如陪審團給你1000萬，你準備怎樣使用這筆錢呢？”

要在公開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其難度可想而知。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全交給美國白血病研究會。咱一個子兒也不留，你那臭錢咱一個子兒也不要。”

“謝謝你。”德拉蒙德說了這幾個字，馬上夾著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離開證人席，在我身邊坐下時，有兩位陪審員確確實實在嗤嗤竊笑。德拉蒙德面色蒼白。

“咱幹得咋樣？”她悄聲問。

“你讓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我也悄聲答。

“咱得抽口煙。”

“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傳喚隆·布萊克出庭作證。他也有一個指令碼，不到半小時作證便已結束。我們要他證實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過試驗；他與他的孿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準備為唐尼·雷捐贈骨髓。德拉蒙德沒有提問。這時已近11點，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鐘。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間，找個空位躲起來抽一支。我曾警告過她，不能在陪審員面前抽菸。我和戴克擠在一起，比較各自的筆記。他坐在我後面，一直在觀察陪審員們的反應。那7封拒賠的信件吸引了他們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更使他們怒氣難平。

讓他們一直光火，戴克說。讓他們一直生氣。只有在陪審團發怒的時候，才能拿到懲罰性賠款。

瓦爾特·科德醫生走上證人席時，給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他穿一件彩格花呢運動裝，黑色寬鬆長褲，打一條紅領帶，一副成功的青年醫生形象。他出生於孟菲斯，在本市讀完了預備學校，接著去範德比爾特上了大學，畢業於杜克大學醫學院。學業品行全都無可挑剔。我看過他的履歷，他作為一個腫瘤專家資格無懈可擊。我把唐尼·雷的醫療記錄給了他，而他向陪審團做了一個明白易懂的治療小結。他儘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詞彙，而對專業術語也解釋清楚。他是一位醫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厭惡法庭，但面對陪審團他卻顯得輕鬆自如。

“你能對陪審團解釋一下這種疾病嗎，科德醫生？”我問。

“當然。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又稱AML，多見於兩個年齡組。一是20—30歲的青年，二是一般在70歲以上的老人。白人患AML的多於非白人。由於一些未知的原因，有猶太血統的人得這種病的也多於其他人。得此病的男人多於女人。白血病的主要病因目前尚不清楚。

“人體在骨髓中造血，而骨髓正是AML，侵染之處。白血病患者的白細胞，亦即負責抗感染的細胞，變成了癌細胞，細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