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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過去3周當中，化了許多時間研究這些檔案，做了大量的筆記，影印了成百份材料。藉助這些檔案，我準備了一份長長的質詢提綱，這些書面質詢的問題將由對方在宣誓後做出書面回答。書面質詢的方法多種多樣，我發現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學習的榜樣。我仔仔細細地琢磨這些檔案，列出了一份長長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檔案目錄。德拉蒙德的對手當中，有幾個相當出色，另外幾個都十分可憐。但不管對手的本領如何，他似乎總是佔著上風。

我研究了他的訴狀、辯護狀、申請書、書面質詢和對原告書面質詢做出的答覆。晚上，我躺在床上讀他的證詞，背誦他的預審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寫給法院的書信。

在對戴克作了長達一個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勸誘之後，他終於同意去亞特蘭大做一次閃電式的旅行。他在那裡搜尋了兩天時間。兩個晚上都是在價格低廉的汽車旅館中度過，因為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來時，他帶來了我期盼已久的訊息。包娣小姐的財產略高於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確實從他那個住在佛羅里達關係疏遠的哥哥那兒，繼承了一筆遺產，但他的那份不動產價值還不足100萬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結婚以前，他已經有過兩位太太，她們給他生了6個兒女。這6個兒女，外加律師和國內收入署，幾乎把他的財產瓜分殆盡；包娣小姐得到的4萬美元，由於某種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亞州一家大銀行的信託部。經過5年大無畏的投資，連本帶息現在已有42000美元。

由於法院檔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細查閱，並且纏住有關的人士，打聽到我們需要的資訊。

“遺憾，”他在總結了調查成果並把一些影印的檔案交給我後說。

我很失望，但並不覺得奇怪。

筆錄唐尼·雷·布萊克的證詞，原本計劃在我的新事務所裡進行，這個方案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雖然不是在馬廄中辦公，但辦公室大小，而且幾乎沒有裝修。窗子上沒有窗簾，轉身都有困難的洗手間裡，抽水馬桶又常常罷工。

我倒不是為這個地方感到難堪，事實上它還頗為雅緻；對一顆正在崛起的律師界的新星，這是樸實無華的起步場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倫特與布倫特事務所那些傢伙的嗤笑。他們過慣了豪華生活，屈尊來到郊區的貧民窟定會表現出勢利來，我又怎能忍受？我們甚至都沒有足夠的座椅，把狹小的會議桌四周擺滿。

星期五，也就是預定取證的前一天，多特告訴我說，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為取證擔心，這使他的身體變得更糟。他既然無法走動，我們當然只能去他家取證。我打電話給德拉蒙德，他卻回答說他不能同意改變取證的地點。規定就是規定嘛，他說。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證的時間向後推，並且重新通知每一個人。他對此深感遺憾。他當然巴不得把取證向後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禮之後。我掛上電話，馬上又打給基普勒法官。過了幾分鐘，基普勒撥通了德拉蒙德的電話，三言兩語就把取證的地點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萊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親臨取證的現場。這實在是非同尋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經病入膏肓，這可能是筆錄他的證詞的最後一次機會。因此，時間至關重要。取證時雙方律師發生激烈爭執是家常便飯，往往需要打電話請法官召開電話會議來解決糾紛。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糾紛無法解決，取證就只好取消，雙方重新商定取證的時間。基普勒斷定，德拉蒙德那一幫人準會挑起毫無意義的爭吵，阻礙取證的正常進行，然後大發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場，取證就會一帆風順。他會對他們的反對意見做出裁決，讓德拉蒙德老實就範。而且，這天是週末，他也沒有別的事可做，他補充說。

這將是我律師生涯中第一次取證，我想他也有點兒為我的能力擔憂。他的擔憂，不無道理。

星期五夜裡，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心裡一直在盤算，如何才能保證在布萊克家的取證獲得成功。唐尼·雷整個作證的過程，將用錄影機錄下，以便陪審團將來可以看到他那悽慘的模樣，但他們家又潮又暗，特別是最最重要的燈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裡沒有空調，溫度卻高達華氏90多度。無法想象，五六個律師和一位法官，外加一個書記官和攝像，能在他家裡找到一個地方擠坐在一起，而不致覺得無法忍受。

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多特用大塊的藍色煙雲，使我們統統窒息而死；還夢見巴迪在後院用空酒瓶砸窗戶。我睡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