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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原來是哥哥當家，可是沒有當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幹，能把家管好，當然哥哥就該把鑰匙交給弟弟；但不管怎樣，兄弟總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當成罪犯……周恩來責問張治中：你們難道像兄弟一樣對待我們了麼？！你們國民黨從1927年算起，殺了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這筆賬人民是要清算的！你們一小撮反動派挑起了全面內戰，這些難道僅僅是沒有管好家嗎？！

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金嶽霖說：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在階級立場上跟羅素完全一樣。解放後，他們曾質問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為什麼不去迎接？”艾說他不知道，他可以打聽打聽。第二天上課時，艾迴答說：“斯大林去了，可是沒有接上。”

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裡，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覆”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週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那隻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箇中國人追趕著

1958年春，“除四害”如火如荼地展開，取得驚人的成效。一位英國記者寫道：中國沒有蒼蠅。一位加拿大人記述他在中國的一條鐵路線看到了一幅令人震驚的場面：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正在鐵路邊上忽東忽西地發瘋般地狂奔，顯然在用一塊布摔打著地面。“原來她正在追趕著一隻蒼蠅呢，以便打死它。”他說，“我在中國近一個月期間，沒有看見一隻麻雀；我堅持數蒼蠅，看見一兩隻蒼蠅只有15次。想想看，那隻不幸的蒼蠅正被飛奔著的一箇中國人追趕著。”

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廬山會議，毛澤東對彭德懷說：“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是否如此？”彭回答說：“政治與感情，你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麼高，我還沒有了解。”

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進行農村調查後，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與毛崇橫等人同住劉莊。田善談，往往飯前講故事以廣見聞。此次卻看著飯菜，神情嚴肅，無心擺龍門陣，他說：“農民兄弟太困難了，有一戶農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辦食堂佔了他的房屋，搬到廟裡，廟被徵用辦工業，住到親鄰家，整個村子又叫搬遷，只剩下一條扁擔可以擔走的全部家當，下一步遷到哪裡還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感嘆：“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籤這個名！

1962年，楊偉名寫就《當前形勢感懷》，他把稿子念給村支委的幾個人聽。一向支援楊偉名的支部書記賈生財，還沒等楊唸完，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老楊，這篇東西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簡直好極了，要不要我簽名？”大隊長趙振高，是個不到30歲的小夥子，立即表了態：“好，我也簽上名。”副書記樊益山說：“說得不錯，可你看中央這架勢，恐怕永遠也辦不到，行不通，我不籤這個名！”這個陝西戶縣城關鎮七一大隊的農民，在超經濟強制及極權思維深入人心的時代，要求尊重價值規律。楊最終死於“文革”，為後人稱為“平民思想家”。

我被單獨關押，其實是讓我養傷，以掩蓋獄內無法無天的暴行！

張元勳回憶說：林昭走進接見室時，其臉色蒼白而瘦削，長髮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蓋著可抵腰間，一半已是白髮！披著一件舊夾上衣（一件小翻領的外套）已破舊不堪了，圍著一條“長裙”，據說本是一條白色的床單！腳上，一雙極舊的有絆帶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頭上頂著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鮮血塗抹成的一個手掌大的“冤”字！她站在門內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個室內三十雙眼睛都一齊注視著她。林昭舉手取下頭上的“冤”字頂巾，用手指把長髮分理給我看：在那半是白髮的根部，她所指之處，乃見大者如棗，小者如蠶豆般的頭髮揪掉後的光禿頭皮。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