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頁)

顧維鈞認為辦外交，要會爭，也要會讓。當爭的時候必爭，當讓的時候也必讓。只爭不讓，那就是下命令，強迫對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眾情緒激昂，喊出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顧維鈞對這一點最有反感。他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子孫萬代的事。我們這一代的人，只能當這一代人的家，那裡能當子孫萬代的家？個人還可以‘玉碎’，一個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替他做辯護的律師，是甲寅派首領古文家章士釗。其辯護詞隨後在上海《申報》發表，標題是“黨即國家乎？”章士釗說：陳獨秀“非危害國家也，國民黨不能代表國家，是為二物。陳氏反國民黨，不反國家，何危害民國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驊被任命為教育部長。他掌管全國文教，頗有建樹。他的信念是：“我們教書的今天參加中樞政治，至少要為文教方面做點事。”他注重教育改革，努力促進中國教育制度的現代化，他說：高等教育“應求充實，勿事鋪張，必須提高研究學術之程度，並注意於實用人才之培植”；中等教育“應切合社會需要，救濟國民生計”；同時，“對於成年文盲之充斥，須力謀掃除”。

1932年，許德珩出獄不久，楊杏佛找到他，要他參加民權保障同盟。許說：“我自己的人權都保障不了，還保障人家的民權。”楊杏佛答說：“我們就是需要你這樣的人來保障民權。”

1933年，離柔石等“左聯五烈士”被殺害已整整兩年，當時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事。《現代》雜誌編輯施蟄存後來回憶，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篇文章曾在兩個雜誌的編輯室裡擱了好幾天，編輯先生不敢用，才轉給我”。施也“有點躊躇”、“不敢決斷”，“請老闆張靜廬先生拿主意。張讀後沉吟不決，考慮了兩三天，毅然決定：上！那理由是：一，捨不得魯迅這篇異乎尋常的傑作被扼殺，或被別的刊物取得發表的榮譽；二，經仔細研究，這篇文章沒有直接觸犯統治者的語句，在租界裡發表，頂不上什麼大罪名。”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把魯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讀一遍，葉讚揚說：“我有時讀他的雜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時又感到他所‘瞄準’（魯迅最愛用各種軍事名詞）的物件實在不值得一顆子彈。罵他的人和被他罵的人實在沒有一個在任何方面是與他同等的。”胡適責怪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葉說：“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傅斯年曾對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象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

張學良同意當年大公報王芸生對他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王芸生在大公報上這樣寫：“明白的人不用辯，胡塗的人辯什麼？”“換了任何人都會這樣做！”

抗戰初，朱家驊主政浙江。日軍佔領杭州前，國民黨為實行“焦土抗戰”，曾準備焚燬杭州。朱家驊極力反對，他多次對下屬說：“外面焦土抗戰的風氣很盛，一旦杭州撤退時，你們一定要防止”，並佈置人手嚴防，使該計劃未得實施。朱家驊認為這地方上的財產總還是中國的，不能將自己的城市付之一炬。

1938年8月，胡適寫信給周作人，說他夢見苦雨齋中吃茶的老僧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與輕與重。”周作人答說：“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蔣百里曾說，中國民族夙非以武力見長，民族歷史不以武功著稱；但每從自衛上發出力量來，亦能戰勝強敵，也就是說中國不能打侵略戰爭，而長於自衛。“七七事變”後，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麼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