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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於立忱回國後自縊身亡，絕命書曰：“如此國家，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

我們都是喪家之狗

“七七事變”之後，馮友蘭、吳有訓南下逃難，在河南鄭州，馮邀吳去吃黃河鯉魚，碰見了熊佛西，三人邊吃邊聊，幾乎所有話題都扯到了國恥。熊喜歡養狗，說起了許多狗故事。北京有許多人逃難，狗沒法帶，只好拋棄。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馮友蘭說，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

1939年，周恩來等人勸陳獨秀去延安，但陳拒絕了，最終客死四川江津，臨死前為乞食曾給一地主抄家譜。王康參觀當地陳之舊居，留言道：“都稱締造者，孤魂自飄零，為人作家譜，痛煞後來人。”

抗戰期間，上海一度成為“孤島”，中國圖書文獻流失嚴重。鄭振鐸縮衣節食，千方百計籌款，搶救珍貴圖書，他在《劫中得書記》中說：“餘以一人之力欲挽狂瀾，誠哉其為愚公移山之業也！杞人憂天，精衛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從！”

1945年，中國抗戰勝利，舉國歡騰。在重慶，積壓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憎惡以熱淚和喧天的鑼鼓、爆竹聲，狂歡地表達出來。當戴季陶的親友紛紛祝賀時，戴一反常態地說：“有什麼值得祝賀的？哭還在後面，將有千百倍艱苦要忍受，必須提高警惕，何賀之有呢？”他早已認識了中共的燎原之勢和國民黨的金玉敗絮本質。他後來絕望自殺，震驚朝野上下，也使蔣介石大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噓”。

國共內戰時，儲安平在《觀察》停刊前說：“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

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告別溪口，蔣經國追憶說：“極目四望，溪山無語”，當時“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廬墓所在，今日一旦拋別，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1953年，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著名歷史學家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唅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不久，在鄭振鐸邀請的一次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爭論，陳從周目睹其情其境說：“她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鑄成在北京與葉聖陶、鄭振鐸、宋雲彬一起喝酒，面對山雨欲來，徐鑄成說：“可能有人真正想反黨……如果我們也被打成右派，豈不令人寒心？萬一有事，誰還敢挺身擁護黨？”宋雲彬慘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後不會有什麼萬一了。”

1957年，徐鑄成被打成右派，《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說了一句話：“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規模的圍攻，要他交代。他步出會場即跳樓自殺了。

反右期間，欽本立和徐鑄成去見柯慶施，柯慶施對徐說，我已對欽本立說過，《文匯報》的事不能由你負責。可你的一隻腳早踹入右傾泥潭裡了，你自己得從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讓你下樓。柯還搬用了毛澤東的一段話：“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不肯作自我檢查，還常常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了。”

拆城樓像割肉；扒城牆像剝皮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1957年，“反右”運動如火如荼，北京城牆也正在被熱火朝天地拆除著，北京城到處是毀牆的炮聲。有一天，梁思成進城去瞅了瞅，發現地安門已經沒有了，廣安門也消失了，聽說正拆廣渠門，急忙趕去，發現已經只剩下一個城臺和一個門洞。毀城的大軍正向北京最後的兩個城門進軍——崇文門和西直門——1957年時最後兩個有甕城的城門。梁流淚了，他要去找周恩來：“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的一層皮！”

大躍進時，一位多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鍊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