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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地方官,聯想起陶淵明,說:“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釗寫完《柳文指要》,交給中華書局,書中有很多提法在當時獨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館館長,中華書局不敢擅自決定,請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宣傳的康生說:“我們紙張那麼緊張,出他這部書幹什麼?不給他出。”於是中華書局把書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書稿寄給毛澤東,毛除了自己讀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讀),還轉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看,並讓康生認真閱讀並提出修改意見,然後,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於是指示中華書局積極出版這部書。
任繼愈在“文革”中曾請求回幹校勞動,他開始背糞筐時覺得不好意思,揀糞只揀牲口糞,一次碰到一堆人糞,揀不揀?他在糞邊徘徊了一陣,這時,他想到毛主席這樣一段教導:“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毛主席的教導使他豁然開朗:原來不是糞髒,而是自己的思想髒。他寫了一首詩表達自己改造世界觀的決心:“關山千重從頭越,貧下中農是吾師。”
金嶽霖曾說:“我培養了只做概念遊戲,不關心政治,甚至於反動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臺灣為蔣匪幫服務。”“我宣傳邏輯上的純技術觀點,天才教育觀點,在這一方面使我特別捧王浩,他現在仍然留在美國大學裡,為美帝國主義服務。”
神傷第二十四
文字緣同骨肉深
龔自珍說,文字緣同骨肉深。
咸豐七年(1857年)12月,英法同盟軍攻陷廣州城。葉名琛被捕時,隨從指著河水示意他投河自盡以免遭辱,葉睜大眼睛不說話。後來,葉名琛被挾至加爾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鎮海樓,據說他這時“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次年,葉名琛死在異鄉。當時的人怒他辱國辱身,作了這樣的對聯來描述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胡林翼圍攻安慶時,曾視察軍情,策馬登山,瞻盼形勢,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于軍中。蓋賊之必滅,胡已有成算。只是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敬銘每與胡論及洋務,胡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後為翰林學士,居京中,一直沿著舊學道路前進。甲午中日之戰,為其轉變的一大契機。《馬關條約》簽字,他寫下了“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這樣刻骨銘心之句,此後,探索救國之道,始言西學。
李鴻章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
吳汝綸曾東遊日本考察教育,到馬關春帆樓上,看到李鴻章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變期間,一批守舊官員力主收撫義和團,向各國宣戰,且偽造了英國公使的照會,內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幹政,還政光緒的話。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光緒亦在坐,侍郎許景澄見情勢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陳說,向英國一國開戰已無把握,向各國開戰,尤無理由。又說義和團不可恃,如此蠻幹,恐有亡國之禍。說話間聲淚俱下。光緒聽了,拉著許的手大哭起來,慈禧大怒,高聲喝道:這是什麼樣兒。決意宣戰。許被處死。
鄒容說:“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宋教仁說陳天華的愛國熱忱乃是出於天性,陳每讀中外歷史,“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因為痛感民族危亡,他寫下了《猛回頭》、《警世鐘》這兩本激動人心的小冊子,以淺顯通俗的語言,將慷慨激昂的愛國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國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廣為流傳,他的反帝救國思想因而也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和影響。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記寫著“倒臥於席上,仰天歌陳星臺《猛回頭》曲,一時百感交集,歌已,不覺悽然淚下,幾失聲”。
有生無樂,得死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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