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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王奕同母妹固倫公主額駙。

穆蔭：滿洲正白旗人，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國子監祭酒（非進士特旨）。到天津議和，獲巴夏禮送到北京，事情鬧大，改派護駕熱河。

匡源：道光進士，軍機大臣。

杜翰：咸豐師傅杜受田之子。因咸豐感激師傅杜受田，授其子杜翰為軍機大臣。翰力駁董元醇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之議，受到肅順等讚賞。

焦祐瀛：為道光舉人，軍機章京、軍機大臣，依附權臣肅順，詔旨多出其手。

上述咸豐臨終顧命、贊襄政務的八位大臣中，主要為兩部分人：載垣、端華、肅順、景壽四人為宗室貴族、軍功貴族；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四人為軍機大臣。當時軍機大臣共有五人，其中文祥兼戶部左侍郎（尚書為肅順兼），因上言力阻“北狩”而被留在北京，是軍機大臣中惟一被排除在贊襄政務大臣之外者。

第二，帝胤勢力。咸豐死時，道光九個兒子中健在的還有五阿哥惇親王奕、六阿哥恭親王奕、七阿哥醇郡王奕、八阿哥鍾郡王奕、九阿哥孚郡王奕等。在咸豐死時恭親王奕30歲、醇郡王奕20歲，都年富力強。大敵當前，咸豐皇帝和軍機大臣、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莊，幾乎沒有一個人身臨前線。恭親王奕、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閒散親王、郡王，既不是大學士，也不是軍機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卻要挺身在第一線，處理那麼一個亂攤子。奕等本來就對咸豐登上皇位心懷不滿，且被免掉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統，要往承德奔喪又遭到拒絕，特別是他作為咸豐皇帝的血親而未列入“御賞”、“同道堂”章顧命大臣，於情於理，都不妥當。舊怨新恨，匯聚一起。況且，恭親王奕不是孤立的一個人，他同諸位兄弟——沒有官職的醇郡王奕等聯合起來，同帝后勢力聯合起來，同朝中顧命大臣以外的勢力聯合起來，成為朝中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第三，帝后勢力。就是6歲的同治皇帝和兩宮太后——東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們雖是孤兒寡母，在帝制時代卻是皇權的核心。咸豐在臨終之前，特製“御賞”、“同道堂”兩顆印章，作為日後頒佈詔諭的符信。就是說，奏摺“經贊襄大臣擬旨繕進，俟皇太后、皇上閱後，上用‘御賞’下用‘同道堂’二印，以為憑信”。這兩顆印章，“御賞”之章，為印起；“同道堂”之章，為印訖（結束）。將“御賞”章，交皇后鈕祜祿氏收掌；而將“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載淳收掌，因載淳年幼，“同道堂”章實際上是由其生母懿貴妃掌管。咸豐的旨意是在他死後，由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葉赫那拉氏與八大臣聯合執政，避免出現八大臣專權的局面，也避免出現皇后鈕祜祿氏與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專權的局面。皇后鈕祜祿氏與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的實權在八大臣之上，因為她們均有對於八大臣所決策軍政大事不予蓋章的大公主（恭親王長女）、大阿哥（同治帝）《荷亭晚釣圖》否決權。顯然，如果皇后鈕祜祿氏與懿貴妃葉赫那拉氏不加蓋“御賞”和“同道堂”這兩顆起、訖之章，那麼八位贊襄政務大臣是發不出“詔書”和“諭旨”的，贊襄政務八大臣之議決均不能生效。相反，由內臣擬旨而不經過顧命八大臣同意，加蓋“御賞”與“同道堂”兩章即能生效。因此，帝后勢力是朝廷中最為重要的政治勢力。在對待顧命大臣的態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顧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個政治集團的政治力量對比上，顯然帝胤勢力與帝后勢力佔有優勢。

贊襄政務八位大臣的共同特點是：滿洲貴族（宗室貴族、軍功貴族、八旗貴族）與軍機大臣結合。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權力平衡的結構，其實不然。因為咸豐沒有把帝胤貴族的勢力納入到“贊襄政務”的權力系統內。比如說，用恭親王奕“攝政”、或“議政”、或“輔政”、或“贊襄”，後來情況會不一樣。當時奕30歲、慈禧27歲，咸豐可能吸取了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引起叔嫂、叔侄矛盾的教訓。從後來慈禧一度重用奕來看，這種結合是難以避免的。如果單從人數看，“贊襄政務”大臣八人；兩宮太后＋同治＋帝胤貴族的奕、奕才五個人，且帝、後為孤兒寡母。然而，兩宮太后＋同治＋帝胤貴族奕、奕、奕、奕、奕等，卻代表兩個強大政治集團、兩股強大政治勢力。因此，咸豐“贊襄政務”八大臣的安排，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將朝廷三股政治勢力加以平衡，特別是咸豐對慈禧與奕兩人的政治潛能、對權力失衡形成的政治危局，認識不夠，估計不足。其結果是：帝后勢力同帝胤勢力結合，發動宮廷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