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溫伯格就坐在伍德旁邊，他一臉嚴肅地說：“我說，你都那麼大歲數了，也活不了幾年了吧，乾脆把你用不完的錢—留給我怎麼樣？”

“溫伯格先生也很會挑選客戶公司，他選中了很多日後註定要取得成功並能多年保持增長的企業—其中就有3M和通用電氣，”高盛的合夥人鮑勃·門舍爾（Bob　Menschel）評論道，“他有很高的品位和選擇能力。從內心來講，他一直以摩根銀行為標準，他對高盛合夥人的要求就是摩根大通一貫的作風—以一流的水平開展一流的業務。他多次明確表示，如果在接納了一位客戶並致力於為其工作之後你卻悄悄降低了工作水準，那這些高階的客戶一定會發現—他們也會頭也不回地走人。”溫伯格對於與二流企業開展業務有著相當通俗的比喻：“如果你和狗躺在一起，那註定招來一身跳蚤。”

在工作中，溫伯格製造了無數的惡作劇，這也是他與生俱來的無法抑制的幽默感的集中表現。剛剛成為公司新員工的時候，他就會在別的低階別員工椅子上悄悄地放上小糕點，看著別人不知情地坐上去，並以此為樂。曾有一次，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則廣告，說百老匯將上演由塞繆爾·薩克斯擔任製片的音樂劇，現在開始招募演員，有意者需到薩克斯位於華爾街的辦公室面試。廣告招來的年輕舞者讓老薩克斯十分尷尬，但是卻讓公司裡其他所有人都覺得十分搞笑。

後來在這個國家的首都，溫伯格搞惡作劇的物件範圍不斷擴大，檔次也逐步提高。20世紀20年代，保羅·卡伯特和溫伯格才剛認識不久就談得很投機，根本沒有考慮二者地位的不同，前者是受過哈佛教育的波士頓社會名流，後者則是從布魯克林一所小學裡輟學的猶太人。卡伯特和溫伯格一樣，言語尖酸刻薄，而且兩個人都熱衷於搞惡作劇。兩人很快就成了親密的好友。

卡伯特有“貴族氣質”，但也以其直率的性格而出名。他與通用汽車的著名領袖艾爾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共同擔任摩根大通的董事，有一次卡伯特向斯隆詢問通用汽車的運營情況。斯隆先生自然很細緻地給他講解通用汽車運作的委員會制度，但是卡伯特很不耐煩地打斷了他：“我其實只想知道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真正賺大錢？”卡伯特當時兼任道富研究及管理公司（State　Street　Research　&　Management）的經營合夥人，同時也是哈佛大學的財務總監，負責監管社會向哈佛的捐助。他最知名的觀點就是大學裡所有的學院或系所都應該自籌經費，而非永遠依賴大學的撥款。他的原話是：“每個澡盆都應該有自己的盆底。”儘管要他掌控所有的學院是項“完全不可能”的任務，但他還是把這種權威的意見推行了下去。

30年代，溫伯格一手操持把卡伯特安插在了多家大公司的董事會里，其中包括福特、B·F·百路馳、全國乳製品公司以及大陸罐裝公司，所以當日後溫伯格敦促卡伯特到華盛頓來幫忙且只接受1美元的年薪時，卡伯特義不容辭地答應了。

迴歸路漫漫（9）

溫伯格想給卡伯特一個下馬威，在戰爭時期安排他去管理一群毫無章法的廢品處理商。溫伯格以為卡伯特會被打個措手不及，馬上就會求援。但是他錯了，卡伯特把所有廢品商都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們的業務開展得如此之好，以至於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向卡伯特贈送了一個雕刻了他們所有人署名的金盤。卡伯特心知肚明把他這樣一位波士頓貴族和一幫下層小商販放到一起是溫伯格個性使然—只不過是一次惡作劇，然而這和他之後耍的把戲遠不可相提並論。

霍普金斯會（Hopkins　Institute）是戰爭早期華盛頓地區臭名昭著的妓院之一，最終在哥倫比亞特區警察局的清剿下關張。幾周之後，卡伯特夫婦決定在戰時搬到華盛頓來居住，溫伯格又開始借題發揮：因為在戰爭時期，全美國的電話業務都是受限的，一戶人家一旦分到一個電話之後很難再申請一個新號。溫伯格正是利用這一事實作為支點，再利用霍普金斯會的名聲為槓桿來撬動卡伯特家平靜的生活。

他找人印製了一批精美的標準廣告卡，上面的內容是霍普金斯會應社會的巨大需求而“盛大重張”，他又僱了幾個打扮得很乖巧的帥小夥子站在路邊向士兵、水手以及平民遊客散發小廣告—只要是對霍普金斯會有耳聞的人都有可能成為新的顧客，也就是他們主要的廣告散發物件。他們一共發出了數百張卡，卡上都告訴這些潛在的顧客們打一個特定的號碼去諮詢新開張的霍普金斯會的新地址—當然，這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