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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公司有任何業務往來。’我默默地堅持了該筆費用，他也一聲不吭地付了錢。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說過這件事，雙方都默默地做著自己該做的事情。”

溫伯格其實也懂得權力的制衡。當他於1969年把格斯·利維提升為公司的董事合夥人時，他就把自己的辦公地點搬到了城邊的西格蘭大廈（Seagram　Building），這樣就為利維管理公司騰出了空間。但是他還是把決定合夥人份額的最高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是合夥人制度中最核心的權力。

最能說明利維和溫伯格之間的關係的，莫過於公司合夥人在曼哈頓中城的“21”俱樂部舉辦的年會上的一次表演。晚宴時，利維起身致辭，他代表所有合夥人以極為謙恭的語氣說：“溫伯格先生，您現在去了上城辦公，而我們還在中城，實在已經沒法每天都看到您了，我們只想讓您知道我們無時無刻不掛念著您，我們為您現在還能活躍在商界而感到欣慰，我們也想讓您知道每一天我們都想念您，也想讓您體會到您在我們心目中是如何受尊崇。無論何時何地，高盛與您同在—您也永遠與高盛同在。”

話音剛落，掌聲四起，說明利維的發言代表了所有合夥人的一致意見。溫伯格起身回敬。“格斯，你這番話說得很好，我很高興你們所說、所想、所為都是一致的。”但是他的態度突然從感謝轉變成了命令的口氣：“但是你永遠也別忘了一點，格斯。不論我在哪兒，我永遠是高盛最資深的合夥人，我才是真正掌控這家公司的人！”溫伯格話盡，自己坐下了。整個屋子一片肅靜，這隻能說明一個問題：格斯·利維的決策還是要向西德尼·溫伯格彙報。

20世紀60年代，西德尼·溫伯格已經到了功成身退的年紀。他對妻子說：“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不希望任何人來悼念我，因為我這一輩子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活得更好。”他於30年代的危機中挽救了高盛，在四五十年代憑藉在政府的任職和多家企業的董事任職資格塑造了公司的高階形象，並且為高盛訂立了一系列核心政策：資金存留，強勢競爭，誠實守信，對高調辦事或裝腔作勢的不屑，以及艱苦奮鬥等。高盛在他的手上發生了永久性的轉變，但是溫伯格老了，逐漸跟不上潮流了。

高盛於1969年慶祝公司百年誕辰。在經過一番計劃之後，公司將慶典的地點由合夥人開辦年度聖誕派對的“21”俱樂部挪到了一個更寬敞的地點，這樣一來就可以讓合夥人偕夫人參加，這也是高盛有史以來第一次邀請夫人們參加聚會。在這次聚會上，溫伯格向大家介紹了一位重要的新的合夥人。亨利·福勒是前財政部長，一直是戰時生產委員會最重要的成員之一，在此之後他成了高盛國際的董事長。

當溫伯格的常規致辭結束後，特魯迪·福勒（Trudye　Fowler）走到長桌的頂頭，想要談幾句感想。溫伯格將麥克遞給她，她說：“一年之前，我們夫婦二人曾受總統和約翰遜夫人之邀在白宮做客，當時出席的都是美國的領袖人物—那當然是一個令人興奮不已的場合。但是今晚的聚會與之相比更令人振奮，因為今晚是高盛所有合夥人的妻子們第一次受邀。這樣一個舉措不僅構思奇妙，更讓我們都瞭解到高盛是一個怎樣的公司。”然後她回頭對溫伯格報以一個感恩的微笑，接著說：“所以西德尼·溫伯格，我要真誠地對你說：謝謝您！”

溫伯格接回了麥克，他補充道：“特魯迪，很感謝你說了這麼一番感人肺腑的話。我很感動。明天，我就讓管理委員會把邀請夫人們參與聚會也定成公司的新規矩……當然我現在就可以邀請各位夫人前來參加今年的聖誕聚會……也希望你們能回來參加高盛200週年紀念會。”

數十年以來，溫伯格都堅持董事們應該最多任職到70歲的原則，之後就該給年輕人騰地方，但是後來他自己破了例：“我和其他老傢伙們可不一樣—那些坐輪椅的傢伙—他們甚至開會過程中都能睡著。我絕不會那樣！”　溫伯格直到77歲去世前的1969年都一直擔任福特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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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子出國記（1）

從倫敦金融城到希思羅機場的計程車費用在20世紀60年代僅為10英鎊，當證券交易部的頭兒—雷·楊和他的合夥人從一輛計程車裡出來時，他給了司機100英鎊的小費。當時英鎊兌美元的匯率是，也就是280美元。楊的行為把與他同行的合夥人嚇呆了，他說：“雷，你不能那麼幹。這不對。”

“怎麼了？我在哪裡都是這樣的啊，在義大利給100里拉，在東京給100日元，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