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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說，故我在”。這是我在2000年出版《美國留學天問》時，驕傲地給我自己擬定的墓誌銘。

我承認，我相當會“說”。儘管經常因為在演說時“說”得不夠好而精神崩潰。但崩潰之後，我繼續“說”！

有時候，我會為自己說話的能力而吃驚。我吃驚，不是因為我確實會說，而是因為，以我這樣的教育背景，我居然依然擁有說話的能力而這個能力沒有被扼殺，這簡直是一個奇蹟啊。

我想起從小到大，我的說話風格和方式，一方面總能引起身邊的朋友們的喜歡和讚賞，一方面也總是引來一些朋友的批判和反對。

我記得在中學裡，我經常被老師同學訓斥：你這個人能說會道，好表現自己！

“能說會道”，“好表現自己”，這是兩個在我看來無比美麗的詞彙，在那些老師同學眼裡，是一種罵人的話……

當時的我，才十三、四歲，面對這樣的批評，不知道如何反駁。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的心情：一方面我感到尷尬，因為畢竟人們的批評顯得那麼義正詞嚴，似乎代表著某種官方意志、正確路線、至高權威，是以此在對我進行幫助教育。但另一方面，年輕的我心裡湧出一種追求真理的本能的困惑：一個人難道必須不“能說會道”，不“好表現自己”嗎？這有什麼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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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2）

從小到大，這種被人指責“能說會道”的尷尬局面相當多。我非常非常迷惘。就在這種迷惘中，我“說”著“說”著就長大了！

我慶幸，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和那些批評者一樣“清醒”。種種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使得我“說”的興趣和能力沒有遭到扼殺。這個能力，到了成年後在音樂學院讀書期間，被同學朋友們認可，到了後來北大任教期間，被學生同事們接受。甚至，成為多年後俞敏洪來溫哥華找我加盟新東方的歷史原因之一……我承認，我在北大當年的“說”，迷倒過敏洪、王強等一大批北大的牛人牛孩。

好漢不提當年“說”，但我怎麼能夠忘記那些為了青春、為了慾望、為了榮譽、為了理想而口若懸河的北大歲月啊！

生不息，說不止。

我說，故我在。

五

“說”和“幹”，是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從來都不是冤家對頭。

假如有人把“實幹”與“說話”對立的起來，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對於自身說的能力不自信，一定就是對於人類說的價值不瞭解。

在作為文化教育集團的新東方，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關係到我們用什麼樣的思想來影響我們的學生，用什麼樣的人格來塑造未來中國棟樑的大問題！

雖然壓制“說”的時代已經過去，“說”的惡名，依然存在。“說”的後果，依然恐怖。以至於即使在新東方這種以說為主業的地方，依然會有那種“少說多做”的傳統文化殘餘存在。

說，作為一種人類的美德，在中國社會，依然缺少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提倡；說，作為中國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必備的應付人生挑戰的一種能力，依然由於先天的缺失、後天的鄙棄而遠遠不能適應生存競爭的需求。

“少說多做”，是體力勞動者經常說的一句話。因為，“說”是要耗費力氣並動用精神和肉體力量的。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做”是他們的宿命。

而“一呼百應”（呼就是說），則是知識分子的“做”、知識分子的“幹”、知識分子的行動。

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在很多情況下，“說”就是他唯一的使命。說的價值就是說！比如講學，比如演說，比如談判，比如宣傳，比如營銷、比如電視、比如電臺……

宋美齡在美國國會那篇改變美國對華援助政策的演說，其力量，可以和後來飛虎隊運來的武器裝備相當。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馬丁·路得金“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都是人類爭取自由幸福的強大思想武器，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偉大的精神力量。

孔子一生沒有寫過什麼電子郵件，一部《論語》，是學生記錄的他的言論。“子曰”就是“孔子說”。

耶穌也沒有發過什麼手機簡訊，一本“聖經”，是門徒描寫的他生前的言行。

聖人說，偉人說，古人說。

凡人也說，俗人也說，今人也說。

說著說著，凡人也許就成了聖人，俗人也許就成了偉人，今人總會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