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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裡,飄落在母親尋找孩子回家的喊聲裡……
落燈之日玩累了的孩子,上床時,一旦想到春節這魔幻的節日已經過去,明天那普通的太陽又要升起,他可能會初次體驗人生第一絲“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的頹廢和沒落心理吧?幸福是一種等待,可好不容易等來的春節,就這麼迅速地過去了,多麼令人傷感、不服、委屈並遺憾——原來人生是不完美的!但那過去了的,已經無情地過去;那穿了半個月的新衣服,坑裡來,洞裡去,此時已經骯髒不堪;那初一剛到手的兩塊錢,比血拼,競奢侈,此時已經出現赤字……好在滿街飄飛的歌兒及時趕來提示和安慰孩子:“高燈圓子落燈面,吃下肚裡望明年”,畢竟我們還有明年呢!
……
從北京到江蘇泰興家中,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老父老母雖然已經8旬高齡,但非常健康,令我非常開心。但開心之餘,總有隱隱的遺憾。我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童年時代那種神聖的歡樂,失去了那種圍著豬肉等待幾個世紀的焦渴之樂,更失去了和幾個外甥們一起向爺爺奶奶(我的父母)索要壓歲錢的快樂……改革開放不僅釋放了人的生產力,而且釋放了豬的生產力——現在豬肉如此之多,孩子們不必圍觀那塊風乾肉,苦苦等待、默默祈禱了。年齡增長與生活的改善,都使得春節的幸福效應在無可奈何地遞減。
啊,棄我去者,是那童年的歡樂;亂我心者,是那中年的煩惱;我的心靈再也沒有童年的那種純潔、單純和源源不絕的歡樂了……但我多想把自己的人生縮短四十年,重回那穿新衣、壓歲錢、放鞭炮、盼過年的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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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蒲公英
我有一張照片,看到的人都說是一張藝術照。我同意,同時我也很得意,因為,這是我拍攝的一張照片,是我拍過的最得意的一張作品。
照片上帶紅帽子的男孩是我的大兒子徐超,當時他兩歲,那個金髮女孩,叫Sara,是我們當時緊隔壁的鄰居小孩。
1991年,我在加拿大西部的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讀書。由於太太已經畢業,在阿爾伯特省一個累斯布里奇(Lethbridge;Alberta)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全家就搬到了這個地方。
當時我的母親,從國內來看望我們,實際上就像國內所有祖母一樣,是來幫助我帶孩子。全家人就靠太太的一份工資生活。家庭的重心有兩個:保證太太工作,保證徐超快樂。爸爸和奶奶的地位,暫時退居二線。我嚐遍了全職父親的辛酸苦樂。
後來我在北京,聽說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經做過六年全職父親,恨不得飛到紐約去親他一下。一個擁有蓋世才華的男人,在生命的壯年擔任全職父親,雖然也是偉大的工作,但觀眾只有太太一個人,想想也是一種委屈!
不過,我的優點是敬業。既然擔任全職父親,我就要做成一個最優秀的全職父親,哪怕唯一的觀眾想退票,我也要把這個父親做好,不僅餵奶把尿,還要攝影拍照!爭取得奧斯卡最佳育兒攝影獎!
徐超兩歲,已經達到了一個最可愛的年齡。我們住在一個低價房租的社群,出門就是照片上這一大片草地。鄰居是一對非常善良可愛的年輕夫婦,我居然把他們的名字忘了!——但照片上這個女孩的名字,我還記得:叫Sara。我們和這家人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好,達到了親密的程度。他們的大女兒Sara,也成為徐超最好的朋友。
每天白天,我們會帶著徐超出門玩,徐超走到門口,就會自動拿起掛在那裡的帽子戴到頭上,然後走出門去,騎小車、盪鞦韆、玩沙子、找Sara。
照片中的徐超和Sara,正在玩蒲公英。Sara的腳邊,有許多蒲公英花朵。Sara抓起一朵小花,對著徐超吹過去,蒲公英的花瓣紛紛揚起,徐超第一次見到這個景象,被一次次逗得開懷大笑。
由於相機的拍攝角度,使草地看上去有一望無垠的感覺,其實這只是一片綠化隔離帶,並不像顯示的那麼寬,草地邊上就是快速路。大片的綠地,配上晴朗的天空,晴朗的天空,配上大塊的白雲,形成一種非常令人愉快的景色。
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個孩子在一起嬉戲,處在童年幸福的經典狀態。我用傻瓜相機把這個場景抓了下來,也留下了我本人在加拿大留學生生活的美好回憶。
所有朋友看見這張照片,都會以為是畫報上的。但一聽說這是我拍的,馬上就會認真多看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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