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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敲響。就在這時刻，贛州發動了第一次###大搜捕。

這個時期蔣經國的聲望，可以說是“火箭似地直上雲霄”，在國內外愛好和平、民主、進步的人士中引起廣泛好評，但在國民黨內部卻有一種　“強烈的酸性反應”，馬上變成惡濁的氣體，瀰漫到重慶他老子那裡。國民黨反動派有的指責贛南的改革是蘇聯社會主義的中國版；更露骨的說法是：“蔣經國是地道的共產黨，贛南快被亦化了。”

這種“化學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事情是這樣的：小蔣的母親遭日機轟炸喪命，使他的仇日情緒急劇高漲，做出了一些被懷疑是共產黨性質的過激的抗日救亡舉動。之後，那些受他的“除暴安良”和“三禁”打擊的土皇帝、地頭蛇，以為抓住了他的辮子，聯合起來勾結省府省黨部的反動人士向重慶最高當局遞摺子告狀，這些地方士紳重彈小蔣在南昌時期已經被指控的舊調，認為小蔣的做法和口號，與共產黨一模一樣，是“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到了贛州則有過之無不及，說小蔣在贛南搞“赤化”，鬧“###”，要暴動，趕走熊式輝，奪取全江西。反正怎麼惡毒怎麼寫。他們又把小蔣的“建設新贛南”的說法做法，說成是他根據在蘇聯學到的“黨和蘇維埃要對人民負責”的精神搞出的名堂，蔣經國走的是中共的“群眾路線”，蔣經國的勤政親民源自蘇共的“黨員幹部要起先鋒模範作用和聯絡群眾”的思想，蔣經國是根據在蘇聯學到的“幹部決定一切”的觀點在培訓幹部，總之，他的“建設新贛南”就是蘇聯經驗的翻版。那些反動派明白要趕走小蔣，就要往他頭上戴“紅帽子”，因為他老子最討厭“紅帽子”，雖然國共合作了，他也老找茬跟“紅帽子”鬧磨擦。

尤其糟糕的是，陳立夫兄弟掌控的中統，以及戴笠主持的軍統，亦向重慶當局提出報告，指稱共產黨員已經潛伏進蔣經國的文宣機關工作。藍衣社舊成員也打報告說，蔣經國的辦公室本身遭到共產黨員的滲透。小蔣身邊是有些共產黨員，他們是幫助他搞抗日救亡，因為國共還在合作抗日嘛。

“摺子”上得多了，老蔣就起了疑心。老蔣本來就是個談“共”色變的人，本來就疑心兒子“一身睡兩張床”，可能是斯大林派回來的內線，或中共安在他身邊的暗探，在溪口洗腦不徹底，放出來工作就老是冒出蘇聯那一套。故他一見江西的報告，就十分當回事。而且覺得自己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雖已簽發全國有年餘，在兒子坐鎮的贛南卻尚未執行，現在是處置贛南異黨的時候了。

重慶老蔣先變了臉，他要求兒子也要變臉，採用的方式十分激烈。

老蔣再次把小蔣召到了重慶官邸辦公室，“啪”地把厚厚一冊“情報”扔到了他腳下，訓斥同時擲過來：“哼！你在贛南乾的好事。你自己看去！我還相信熊式輝的話，以為你真的脫胎換骨了呢！”說完拂袖而去。

小蔣俯身撿起那些“情報”，一頁頁翻過去，都是一個調調，說他在贛南搞共產黨那一套，說他“骨子裡雖是國民黨，氣質上卻是共產黨”，說他包庇重用共產黨。

老頭子不放過他，又放不下老子的架子跟他講道理，就派了黨國###戴季陶、于右任、居正、陳果夫、陳立夫一干人，輪流來教育他。苦口婆心，曉以利害，唱紅臉唱白臉的輪換上場，最後是要他反省悔過，保證回去對共產黨下手。

兒子###不得力就得派得力的人去，於是相繼增派了“政校系”的人“充實”贛州專署，“中統”、“軍統”和憲兵也往贛州去了許多，同時又調了大批“藍衣社”分子去贛州搗亂。

其實贛南並不缺情報特務機構，更不缺特務。

從1939到1945年的六年當中，贛州市的均井巷一號，一直是一個半公開機關“江西省第四行政區專員公署情報室”的駐地。

這是一幢寬敞的普通民房，房間甚多，光線不太好，走進裡面有些陰森森的感覺，從外到裡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國民黨掌控的特務機關。

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時，對蘇聯的“契卡”便很感興趣。他知道特務情報機關的重要，當了江西第四行政區的專員以後，就決定搞一個“新贛南的小‘契卡’”，這就是擴建區保安司令部情報室，改屬專員公署。蔣經國把此事交給接任徐君虎當專署主任秘書的黃中美去辦，並派黃為擴建後的第一任主任。

情報室分為三組，偵察組長湯覺吾（以前曾任三區保安司令部情報員），行動組長蔡百里，還有一個總務組。

黃中美還向蔣經國推薦了一個臨安同鄉楊明當副手，派為情報室的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