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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孤身闖關東。

在庭審的最後陳述中，王昭耀回憶，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村食堂有次發了一個糧食做的窩頭，母親捨不得吃，一直留著給在縣城上學回家的他，自己則吃樹皮和草根。1963年，王昭耀考上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水利工程系。從學校到頤和園，坐公共汽車只需5分錢，但他選擇跑步。大學5年，一直是用磚頭作枕頭。當時在庭審現場的《方圓法治》記者韋洪乾說，說到動情處，王幾乎泣不成聲。

由於曾多次到梁山採訪，韋洪乾靠當地人幫助，成了惟一進入王昭耀父母家的記者。他說，王昭耀父母都已年近90歲，現住縣城一處就要拆除的兩間平房中。傢俱很少，除了一箇舊的布沙發，就只有一臺大約21寸的彩電。

“他妹妹是普通農民，妹妹的兩個孩子現在外地打工；弟弟王昭斌至今還是亦工亦農性質的工人”。韋洪乾說，王昭耀的發跡幾乎沒有惠及家人，在家鄉，他因此一直以“清官”聞名。幾乎沒有人知道王昭耀身居要職，更想不到他是涉嫌受賄1500萬餘元的貪官。

王昭耀：構建安徽第一權利家族（2）

1968年9月從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水利系（現北京農業大學）畢業後，分配至安徽宿縣地區碭山縣園藝場。1972年，當時的碭山縣革委會主任到園藝場檢查工作，覺得“學水利的大學生放到園藝場不合適”，就把王昭耀調到“生產組”當秘書。

“生產組”是“碭山縣革委會生產指揮組”的簡稱，由縣委書記、革委會主任等重要官員組成。幾年的歷練，王昭耀給領導們留下了“謙虛、謹慎”的印象，這為王昭耀日後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人脈基礎。

碭山修護黃河，水利專業出身的他作為代表去工作。在工地上，他的專業特長顯得異常突出。治黃結束後，王昭耀被直接調到了水利局，從此踏入仕途。

1976年，王昭耀升遷為碭山縣水利局副局長，四年後轉正為局長。1981年，37歲的王昭耀被提拔為碭山縣副縣長，1984年調任相鄰的宿縣任縣委書記。1985年升任宿縣地委副書記兼宿縣縣委書記，兩年後又升為宿縣地委書記。1989年，命運又一次垂青王昭耀。在宿縣地委一把手的位子上僅僅坐了一年多的王昭耀，被調至當時安徽最大的地區阜陽出任地委書記。

王昭耀沒有顯赫的背景，為官全憑自己的奮鬥。有兩件事情一直都是他的榮耀：任宿縣縣委書記時，他是安徽省縣委書記中惟一的省委委員；擢升宿縣地委書記後，他又成為全省最年輕的地委書記，48歲就當了安徽省省委常委。

王昭耀以“實幹”成名，尤其是對“三農”問題的認知尤為突出。1989年3月，王昭耀剛上任，就組織了全地區範圍的大調研，隨後在行署提出要搞“農村基層政權、農業基礎設施、農民基礎教育”的“三基工程”建設，並在省裡召開的一次黨代會上明確提出。有位官員在接受媒體時表示，在那個時候能提出這樣主張，的確算得上有魄力，甚至這樣的主張都可以寫進農村改革史的。

1993年前後，渦陽縣新興鎮書記李培接苦於農民負擔過重，邀請當時的地區行署調研科科長薛萬青一同研究農業稅費改革問題，開始在新興鎮做小規模的試點。1994年10月，這個鎮的試驗基本成功。但“上面”卻把渦陽縣的試驗定為非法，認為違反了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薛萬青因此起草了《有益的嘗試———關於渦陽新興鎮實行稅費合一制度的報告》，交給阜陽行署專員王懷忠，王只簽了個“閱”字，不敢表態。當時分管農業的副省長王昭耀看完報告，毫不猶豫地簽了字，要求“建議擴大，一個縣的試驗範圍”，並讓“省裡電話通知到調研科，要求再整理一遍”。這份重新整理過的報告先刊登在《安徽工作》上，後由《中國改革報》轉載，影響深遠。“先是確定太和縣試點，然後推及整個阜陽，再到周邊地區，然後安徽、江蘇、湖北，直到全國”。1995年4月，全國農村基層稅費制度改革經驗研討會於阜陽召開。

然而，一切輝煌如過眼雲煙。

禍起阜陽

1990年，在被上級領導委以重任、擔任阜陽地委書記的第二年，王昭耀就開始插手幹部“職務升遷”。在29名為“升官”而行賄的人中，陸有朝是向王昭耀進行投資的第一人。在付出萬元的賄賂後，王昭耀助其先後晉升為臨泉縣委副書記、縣長、縣委書記、阜陽市政法委書記。

在起訴書中，一個叫孟慶濤的亳州官員從20世紀90年代初即對王行賄買官，至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