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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某某現象時,從中國的古代的典籍中馬上能找到一樣的東西。
道家認為,人生有崖而知無涯,以有崖求無涯,歹哉矣。
意思就是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識卻是無限的,以有限去追求無限,那是很不明智的行為。
道家透過無為而觀,則可用有限的人生去掌握無限的知識,這就是內證。
但能達到那樣境界的道家人士,大多都不願意多說什麼,就如老子寫一本《道德經》都是推脫再三,在他看來能成仙的人肯定能成仙,不能成仙的人練了也不能成仙。老子騎青牛出關時,關令伊喜也是一個大智者,有望氣之術,見一團紫氣東來,知道是聖人來了,因此不放老子出關,一定要老子留下一本著作,老子這才無奈寫下了《道德經》,全文五千字,上篇道經,下篇德經,又稱之為《老子五千文》。
後來伊喜在讀了《道德經》後,關令也不做了,翹班走人跟著老子一同出關。
莊子則比老子要好得多,不像老子那樣懶得說。
老莊之深幽,一直是秦漢時期知識分子所研究的重點,這也造就了中國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這種早熟又是缺乏系統的,因為你說這個東西,雖然你看見了,但並不代表所有人都能看見。同時看見的人,未必能清晰明白的表達出來,表達方式也有些欠缺。
如今夏鈞任命的道家協會會長陳櫻寧,他的思想便是提倡修士‘不飛昇、不離世’,積極參與社會發展。
“還有同學問,如今的中國確實是缺乏民主生存土壤,但什麼時候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夏鈞笑了笑:“好吧既然大家更關心體制問題,那麼文化方面的探討就暫時到這裡,我們就來談一談專制與民主的問題。”
“首先我們談談專制吧專制是一種效率極高的體制,他可以讓一個國家迅速強大,一個民族迅速復興,這就是他的優點。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官僚主義會催生腐敗。縱觀那些能夠長存兩三百年的王朝,他們在初期都是一個行政效率高的時期,而且腐敗基本上不存在,這是因為初期君主擁有極高的權威,同時君主又反對腐敗,初期的開國君主生於普通百姓人家,知道腐敗的危害性,因此他們在成為君主時,就會很注意這個問題,同時對繼承人的教育上也比較嚴格,這也就讓那些王朝在初期能夠快速強大起來,從而走向盛世。之後社會矛盾出現,這時候的君主可能已經在安樂中忘掉了最初的品質,這時候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也有一些君主致力於改革,有的成功了,有的卻因為官僚主義的頑固而失敗了。”
“如何避免這種必然性,明末時中國已經出現了君主立憲思想,這是一種能夠有效防止這一不良現象的方式,只可惜異族的入侵打斷了明末的變革程序。”
“再說民主,有的人認為只有民主了,當權者才會聽百姓的話。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存在錯誤的認識。民主實際上被資本所掌控的,在施行民主之後,實際上的話語權是掌控在商人手上的,而不是掌控在農民、工人之手的,因為民主社會就是為商人所服務的。
商人階級如果太過強大,而以商人的意志來左右國家政策,則會損害民族利益。
而我們中國恰恰是一個民族單一國家,中國的主要民族就是漢族,如果我們進行了資本民主,那麼首先會遭到損害的就是民族利益。因此,也不完全說是因為我們當前的國民素質水平不高就沒有民主生存土壤,而是我們的民族意識復甦,不符合中國施行完全且徹底的民主政策。
也不是說我們要打壓商人,只是要對商人做出一定的限制。未來是一個資本為主流的時代,這一點不可否認,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必須有自身的資本力量存在,因此必須養商。
一個社會之所有有進步的動力,是因為他們有社會矛盾存在,在奴隸社會時期,矛盾主要是奴隸主與奴隸,而在封建社會時期,矛盾是地主與農民,而在資本社會時期,主要矛盾則是工人與資本家。
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政府必須做到一點就是支援商人向外擴張,但政府不能被商人徹底掌控。因為資本時代的政府必須起到一個調節資本家與工人利益的槓桿作用,例如資本家的利益太多了,工人過得太苦了,這時國家就必須透過政策從資本家的手上均處利益給工人。如果工人過得太富裕不想幹活了,那麼就必須轉而削弱工人的利益。同時一個國家必須保障每個一個工人都能夠得到和資本家一樣的教育,讓他們有同等條件晉升為資本家。“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資本的壯大可以得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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