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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傳播者嗎?
餘秋雨 : 取得了部分成功。為什麼?我想臺灣的讀者能夠感覺得到,香港的讀者能感覺得到,他們本來由於政治原因和其它原因對中華文化非常隔膜,甚至有一點敵視。臺灣有一本書叫做《到綠光咖啡屋聽吧讀餘秋雨》,他們所說的讀餘秋雨就是讀《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就是講中華文化的淒涼,他們這一點能夠接受,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都能夠接受,我想在這些領域裡面傳播是有效的。
還有年輕一些中學生、大學生他們可能對傳統文化有一些閱讀障礙,他們把我的書作為一種階梯,開始對中華文化有另外一種感覺,這我覺得做到了部分。
但是我肯定不會做得非常好,比如像做到現在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怎麼招來那麼多別的聲音,別的聲音以後,我現在真是叫做害怕這些不好的聲音針對我也罷了,如果是順帶者針對我所傳播的極其美麗的中華文化了,這就不好了。如果只說你的這個文章不好,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我文章是在傳播中華文化,一起一鍋煮了就不好,我覺得非常對不起中華文化,你以為在普及,結果普及了一種指責,明明是指責我的,結果把我的文章一起弄掉了,或者我把文章所傳達的一些思想弄掉了,這個有點對不起了。這也是我後來不太想寫的一個原因,希望網友能夠理解。
網友:您在您的旅行中,您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您能總結一下這幾十年的旅行中,對您人生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影響?
餘秋雨 : 旅行是兩方面,一方面我們過去所研究的書面文化,這是一個前代人,或者是古人他們記述下來的學問。當文化要生根在現代,我們一定要直接面對,我提出概念叫文化現場,文化真實在碰撞,在發生著狀態,叫文化現場。
古代的文化現場在我看來叫廢墟,它也發生過文化,現在的文化現場就要到現場去看。大家知道一個人到現場和在書本當中瞭解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哪怕已經成為廢墟,你也應該到一到。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的出走,使得文化和今天的觀感緊緊連在一起了,對我自己來說是這樣。它不是一個遙遠的夢幻,哪怕是廢墟也是現實,我看到的廢墟,我會思考這個廢墟產生的原因和它今後會怎麼樣,這是使遙遠的文化現場化了。
後來使我停不得的原因是,我越走越覺得考察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從國內走到國外,從安全的地方走到不安全的地方,橫比豎比,在現場當中知道中華文化優點和缺點在哪裡。表面上我在伊拉克考察是巴比倫文化,巴比倫文化曾經比中華文化還要輝煌。我在對比這兩種文化的立場,對比的時候它的終點不是巴比倫文化,終點是中華文化。很多讀者不太可能去,用我考察的眼光記述下來,傳達給讀者,我想這樣東西對我來說,我自己覺得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個就是我不斷地出去走,又把文化的探索和我的生命感連在一起了,這必須是要花力氣的,必須是非常艱難的、非常辛勞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地方確實還有危險,把文化考察和生命緊緊的連在一起的感覺,是與我過去書齋寫作和大學講堂裡面講課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一直對我學生說,趁你們年輕能多走就多走一點。文化在書籍裡面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它處於一種發聲狀態,直接去面對。像歐洲很多考察者,像我們中國歷史上比較輝煌時期的那種從司馬遷到李白這些人,浩浩蕩蕩走在路上來度過他們文化生涯相比較,我們中華文化要復興,還真需要有很多人走在路上。
網友:您在旅行中是否遇到什麼危險?
餘秋雨 :在國內危險是小危險,這個遇到很多。大家知道年輕的朋友完全無法想象十五年前在中國旅行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坐飛機、坐火車非常容易,我這《借我一生》裡面有點敘述,其實非常艱難,有的路段只有你一個人在走,而且只能走。我還寫到,有的時候趕一個車,必須清晨趕早班一個渡船,也就是說你在黑夜當中必須走山路,走山路的時候我手上沒有利器,我手上拿著一塊石頭,怕遇上壞人,對面也過來一個人,他怕我是壞人,我也怕他是壞人,他咳嗽,我唱歌,那時是這樣的危險。
大危險是和鳳凰衛視考察那段路,我們去的前幾天天天有訊息,外國人被綁架,然後發生警匪槍戰,而且他們那很奇怪,警匪槍戰一般都是警察失敗。而且我們走後又傳來訊息,又有外國人被綁架,而且有多少當地人勸我們千萬不要走了,我們還往前走。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們到埃及的時候,我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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