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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從他們所登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隨信附上了《反共啟事》。

當時，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產黨重要幹部被捕，關在獄中。考慮到幹部缺乏，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報告中共中央。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張聞天同意了這決定。於是，柯慶施透過徐冰，把這一決定告知獄中的中共支部書記孔祥禎。

根據這一決定，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投入新的工作。

此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被選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過審查，作出“本人不能負責、符合代表資格”的結論。

康生卻借“文革”浪潮，把此舊案翻了出來，藉此可給一大批中共重要幹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藉此可以給劉少奇定下一大罪狀。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檔案分批示和附件兩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團。”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江青、康生、謝富治等藉此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稱“負擔著第一個大專案”的江青，以為光是給劉少奇安上“招降納叛”的罪名，還遠遠不夠。能不能給劉少奇也戴上一頂最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細細推敲劉少奇的歷史，專案組找到了突破口：劉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經被捕。只要是被捕過，那就不難給安上一頂“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擔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和中共滿州省委組織部部長一起來到瀋陽奉天紗廠，尚未進門，便受到該廠廠衛隊的盤問，以為可疑，當場拘捕。內中的原因，是該廠有人向廠方密告中共活動，使該廠中共地下支部書記被捕，因此門口對外來人員的盤查也驟然加緊了。

劉少奇和孟用潛，只是因廠衛隊以為“形跡可疑”而被捕。審問了一番，沒問出什麼名堂。半個多月後，兩人“取保釋放”。其中孟用潛的判決是：“煽動工潮，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劉少奇是“不予起訴，取保釋放”。

為了“證明”劉少奇是“叛徒”，孟用潛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離審查。

孟用潛面對專案組的審訊，據實答覆，如此“頂牛”了一個月。

專案組著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報告：“孟用潛一個月來，根本不交代實質問題，態度極不老實。”

康生批：“繼續審訊，不要為他所騙。”

江青在該專案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閱件上則批：“富治、東興同志：當心孟用潛騙我們的審訊人員，他在演戲給我們看。”

這下子，專案組對孟用潛的“攻勢”一下子加強了。

專案組副組長巫中曾這樣敘述當時的情景：

“一到現場擺好陣勢，氣氛緊張，我就按事先擬好的提綱一一提問。孟用潛同志有的講不出來，或者講的不合專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態度，說他不老實，威嚇他不交代就要升級（逮捕），謾罵他老頑固，還拍桌子，總之採用了各種手段，對他施加壓力，逼他交代問題。這個會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潛同志還是不承認有自首叛變的問題。後來，一連搞了七天……在這種情況下，孟用潛同志違心地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但過後就申訴翻案了。”

孟用潛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寫了二十次申訴，否定自己被逼而講的違心的話。

孟用潛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寫的申訴材料中說：

“一九二九年在瀋陽被捕，我沒有叛變。在隔離審查過程中，我確實也交待過劉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後的叛黨罪行。但是這些交待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根據。”

專案組火了，當著孟用潛的面，撕毀了其中的五份申訴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潛寫的這份申訴，因未被撕毀而得以儲存下來。

專案組威脅孟用潛道：“再對一九二九年叛黨提意見，就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除了孟用潛之外，當年許多在中共滿州省委工作過的人員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