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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等文藝活動；唐納還參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評人協會”的組織，我們每週都要碰一次頭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劇演員，原是黨員，被敵人逮捕過，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講了關於她個人生活作風等情況和一些看法。項英同志要我把講的情況和意見寫一份材料，並擬了一份電報給延安的康生。電文上他最後加上“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的一句話。這件事，我再也沒有對別人講過。

當時項英打電報給康生，是因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會和情報部部長。

為了這份電報，楊帆後來吃盡苦頭，這將在後面述及。

除了項英、楊帆的告發之外，其二是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也發來電報。

一九三七年楊帆在上海影劇界從事地下工作時，是受沙文漢領導的。沙文漢在解放後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也曾受“潘楊案件”的株連。沙文漢夫人陳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她在一九九○年發表《劉曉在上海》①憶及劉曉的情況：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雜誌。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幾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這期間他還能記起舊事，斷斷續續地同我談了他的遭遇和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從他的談話中我瞭解了不少過去不太清楚的問題。

他說：“我們弄到這種地步（引者注：指劉曉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蘇省委時期反對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的事有關。”一九三九年周總理（引者注：這是人們對周恩來的習慣稱謂，儘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為總理）曾打來一個電報給省委，問江青的歷史情況。我們省委負責人聯名回電，一致反對，認為江青歷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結為夫婦。這個電報落在康生手中，江青當然會知道，於是種下了深仇的根。

劉曉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參加過三次武裝起義，和周恩來頗熟。此後他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書記。他參加了長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間，奉中共中央之命，前來上海，重建遭到嚴重破壞的中共上海黨組織，建立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臨委”之下，設立群眾工作委員會。“群委”由五人組成，其中之一便是陳修良，另一位則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透過王洞若這一關係，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從上海來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鑑於上海已被日軍佔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蘇省委（當時上海市屬江蘇省），劉曉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張愛萍、沙文漢、王堯山為領導成員，周恩來為了瞭解江青的政治歷史情況，理所當然發電報給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劉曉等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也就聯名回電，反映了江青的問題，同樣認為“毛主席不宜同她結為夫婦”。劉曉還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時跟崔萬秋的來往。

第三個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歷史問題的是嚴樸。

筆者採訪了嚴樸之女嚴昭①（嚴慰冰之妹）。嚴樸是江蘇無錫人，出身望族。生於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參加了長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漢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採訪於北京。

嚴樸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透過各種途徑得知江青的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劇界工作的中共黨員周揚、袁牧之也先後進入延安……

康生成了江青的“護身符”

江青的日子，變得不大好過。而對著組織上的審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於毛澤東。

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目擊了這一幕①：

①李銀橋，《走向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三查、三整運動開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飯，盤子裡有一條賀老總送來的魚。她吃一筷子，給我夾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時天天吃黑豆，吃口魚真是極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動，可心裡也嘀咕：今天是怎麼了？“見他媽的鬼了！”江青忽然憤憤地罵了一聲。我一怔，她安慰說：“不是說你呢。我是說有些人呢，對我的黨籍發生了懷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黨，硬說我是一九三五年！”

②此處似應是延安整風、審幹運動，不是三查、三整運動。三查三整即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整頓組織、整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