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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張春橋成了“靶子”。

就在林彪指揮陳伯達等猛攻張春橋之後，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以陳伯達為“靶子”，猛烈反擊。毛澤東寫道：

“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

毛澤東稱陳伯達是“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

毛澤東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點意見》，等於在政治上宣判了陳伯達的死刑。儘管陳伯達曾以“馬列主義理論家”在中國政界享譽多年，此時如同泥足巨人，毛澤東一戳即倒。

陳伯達徹底垮臺了！江青為之歡欣鼓舞，因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的罪名打倒陳伯達。

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毛澤東當面批評了他一頓，並囑他“找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談談。”

陳伯達當然遵命照辦。所謂“和你一塊工作的幾個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陳伯達去看江青，江青連聲說：“稀客！稀客！”

“稀客”兩字表明，這位“中央文革”的組長和第一副組長之間，已經許久沒有來往了！

江青帶陳伯達進入康生的房間，張春橋、姚文元正在那裡。

於是，“中央文革”的“全體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最後一次聚在一起。

這次聚會，陳伯達低著頭，硬著頭皮聽著當年的“夥伴們”對他的尖銳批判。

據陳伯達對筆者說，他只記得江青開頭講的一句話：“你們藉口擁護林副主席，實際上反對林副主席……”

從此，“中央文革”散夥了。組長陳伯達從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決定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新華通訊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社、中央編譯局的工作，管轄工、青、婦中央～級機構及其“五？七”幹校。組長為康生，組員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

康生自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便稱病不出，李德生後來調往瀋陽軍區。這個中央組織宣傳組，實際上是以江青為組長，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為組員。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組織、宣傳大權。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稱陳伯達為“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

此後，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轉發毛澤東主席關於批陳整風的指示。

於是，先是全黨，然後是全國，掀起了一個新的運動，名曰“批陳整風”。陳伯達遭到了“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

“峻嶺”為林彪拍攝了《孜孜不倦》

隨著公開亮出“批陳整風”的旗號，廬山上的雲霧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可是雲霧並未全部散去，林彪仍處於雲繞霧障之中。

毛澤東在廬山上說過：“這一回保護林副主席。”雖說他明知林彪是陳伯達的主子，還是給林彪留了“面子”。

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把批判陳伯達說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如此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也正因為這樣，一九七○年九月六日釋出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上，彷彿廬山風平浪靜似的，聲稱：“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講了話。”公報還發出響亮的號召：“在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毛澤東講究“有理、有利、有節”。在廬山倘若跟林彪鬧翻，為時尚太早——中共“九大”結束才一年多，那寫在中共黨章上的關於林彪為接班人的一句墨跡未乾。然而，打倒了陳伯達，清楚地意味著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隨著陳伯達的倒臺，康生向前遞進，成了中共第四號人物。江青同樣向前遞進，成了中共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

“批陳整風”運動一步步深入，觸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員“大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