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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九十一號，經一週發掘，掘出男女屍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時間，上海報界轟動，《時報》、《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競載新聞，刊登照片，報道顧順章家屬被處死的詳況。

緊接著，各報又紛載《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兇手周恩來等緊要啟事》，懸賞“洋三千元”，捉拿“共黨首要周恩來、趙容。”

周恩來在上海處境危急，中共中央決定他於十二月上旬離滬，沿著廣東汕頭——閩西——贛南秘密交通線，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在周恩來離開上海兩個多月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得知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已無法“緝拿”，便偽造《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在上海各報刊登，進行反間。

當時在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工作的陳雲看見啟事，當即派人前往申報館，送去《伍豪啟事》，要求刊登，以駁斥那個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館不敢刊登。幾經交涉，才於二月二十二日在《申報》上登一“曲筆”廣告：

伍豪先生鑑承於本月十八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登。申報館廣告處啟。

這表明“伍豪”已送來另一則“廣告啟事”，只是“手續不合”，而“致未刊登”，間接地否定了那則偽造的啟事。

三月四日，《申報》刊出“周少山”啟事。那是中共臨時中央藉助於在上海開戶營業的法國律師巴和，終於得以公開否定那個偽造的啟事：

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易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請貴律師代為宣告，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

法大馬路四十號六樓五號

“周少山”，是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常用別名。這則啟事“構思”頗為巧妙，宣告那個發表“脫離共黨啟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來！採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終於以“合法”的面目，在《申報》上登了出來，以正視聽。

與此同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報《實報》，刊登《伍豪啟事》，指出：“最近在各報上看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一則，說出許多國民黨走狗常說的話，這當然又是國民黨造謠汙衊的新把戲！……”

“伍豪事件”有關訊息，傳入江西中央蘇區。二月下旬，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貼出佈告，鄭重宣告：

“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衊。”①

①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澤東當時的這一宣告，把那個偽造的啟事痛加駁斥。因此，毛澤東本人，對此事的來龍去脈，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當事人康生、陳雲對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隨風而逝，變態了歷史，只是偶爾還提及一下：

比如，國民黨特務黃凱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受審主導時供稱，偽造伍豪啟事，“絲豪未達預期的效果”，“好久並無人來向各機關秘密自首”。黃凱道出了偽造伍豪啟事的本意，除了離間周恩來之外，還在於企望中共黨員們來自首——怪不得那偽造的啟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壯氣勢！

此外，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生曾在兩個提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的材料上，寫下這樣的話：

“這完全是造謠汙衊……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同志老早已到蘇區去了，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

“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這樣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紅衛兵之口，做起“文章”來，使周恩來不能不認真對待——儘管那偽造的啟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說不定會弄出什麼風波出來，如同當年巴和律師啟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藉端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