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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決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准了這一決定，並且決定撤消他們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擔任的職務。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還決定，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

隨著陶鑄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書記處陷於癱瘓狀態。“中央文革”當即取而代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謂“二月逆流”遭到批判，葉劍英、陳毅、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靠邊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於癱瘓。“中央文革”又進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文革”初期，中央檔案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下達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卻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署名。這麼一來，“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此後的許多中央檔案，都以四者並列的署名方能下達。

“中央文革”權力的膨脹，意味著江青權力的膨脹。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組長——實際上，在“中央文革”，她說了算，組長陳伯達也不得不聽命於她。另外，隨著“文革”浪潮的不斷沖刷，“中央文革”成員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關鋒倒臺，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的權力更加集中於江青手中。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後，“中央文革”擴大成為“中央文革碰頭會”。這個碰頭會，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外，擴大的有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共十二人。

“中央文革碰頭會”由周恩來主持，他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之下，在“左派”們的包圍之中工作。這個“中央文革碰頭會”，實際上主持著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就這樣，“中央文革”一時間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凡是對“中央文革”、對江青稍有不滿的，便可定為“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定為“現行反革命”，要“依法懲辦”。

只要稍稍列一下當年署有“中央文革”名義的檔案，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擁有的權力有多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甘肅問題的幾點決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地專級、縣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和正式革命委員會的審批許可權的規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報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員會，是以“中央”名義批准的；此後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員會，均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四者聯名下達批准的檔案）；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於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傳達及其檔案處理的通知；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黨中央！永遠忠於中央文革！”這成為當時最為流行的口號。“忠於中央文革”，亦即“忠於江青”。

步入“中央首長”之列的江青，到處發表講話。起初，她的講話被印入《中央首長講話集》之中，隨著她的講話越來越多，各種版本的《江青文選》也就由紅衛兵組織、造反派組織印行。內中，正式公開發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講話選編》。這本書，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