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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其越乃中共地下黨員。在上海楊樹浦活動時，被國民黨警察逮捕，押往蘇州反省院。

那時，蘇州反省院有所謂“假釋放”制度：如果有兩家鋪保，“犯人”可以“假釋放”兩個月，屆時自回反省院，仍舊關押。“假釋放”的本意，是讓“犯人”體驗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

然而，餘其越卻趁“假釋放”之際出逃了！

餘其越請馬驥良幫忙。神不知，鬼不曉，他隱居在夏其言家裡。國民黨警察局急得跳腳，也不會查到夏家，因為在此之前，餘其越跟夏家毫無瓜葛。

餘其越擅長寫作。在隱居中，寫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納，由馬驥良送出去發表。馬驥良自己寫的文章，也署名唐納。於是，唐納成了餘其越和馬驥良合用的筆名。

馬驥良本來以“羅平”為筆名。常用“唐納”之後，漸漸地，人們以“唐納”相稱；以致後來變成“唐納=馬驥良”。

餘其越跟夏其言朝夕相處，教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引導他走上革命之路。在餘其越的影響下，夏其言於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餘其越隱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馬驥良，以下該稱之為“唐納”了，以適合廣大讀者的習慣。

至於餘其越，以下該改稱為“史枚”，因為他的真名已被偽警察局記錄在案，他改名史枚。

當唐納跟藍蘋相愛之後，藍蘋也成為夏家的常客。

唐納、藍蘋、史枚、夏其言是同齡人，然而，不約而同以史枚為長。因為他是“C。P”（共產黨），而且學者風度，老成持重，唐納、夏其言尊敬他理所當然，藍蘋在他面前也頗恭敬。就連她跟唐納吵了架，也常常要到信安坊來，在史枚面前告狀——此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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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起來，在藍蘋主演話劇《娜拉》時，唐納便和她相識。那時，唐納在業餘劇人協會負責宣傳工作。不過，他們只是相識而已。

關於他們如何由相識發展到相愛，後來客居法國巴黎的唐納，曾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毛澤東傳》作者R？特里爾說及。

特里爾如此記述：

他說，他迷上藍蘋，是從金城大戲院看她主演《娜拉》時開始。他發現了她堅強的、激動的、性感的魁力。和她會面，只是時間問題。

一個悶熱的晚上，唐納步行到電通影業公司去，他兼任公司出版的雜誌（引者注：即《電通畫報》）編輯。霞飛路（引者注：今淮海中路）上擠滿了散步者、賣吃食者、互相摟抱的情侶、叫花子等各色各樣的人。在那裡，唐納看見藍蘋在霓虹燈下，穿著藍色綢旗袍，板著劉海頭髮，拖著改組派的腳步走過來。這是她兒童時期纏足的遺產，是無可救藥的。

藍蘋認出他是唐納，唐納也知道她是何人。兩人都躊躇了一下。唐納裂嘴微笑，好像一隻活潑的貓，藍蘋伸出了她的手。唐納說，他非常欽佩她演的娜拉；藍蘋說，她久仰他的文名。

她對這位在上海頗有名氣的左翼文化人，突然講出一句：“我是革命黨人。”對於這位奇異的、武斷的、言不擇時的女子，唐納覺得她了不起，對她更加迷戀。

“這事使我非常興奮。”唐納回憶當時的情形。“這位從山東來的，富於誘惑力的新進女演員，在霞飛路上，對我宣稱她是革命黨人。”

也許因為唐納寫的影評左翼色彩很濃，藍蘋誤以為他是同志，故初次見面，在霞飛大路上竟唐突地說出自己是革命黨人。其實，唐納和共產黨毫無關係；雖然承認他自己左傾。（如前所述，唐納那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天，藍蘋到電通影業公司訪問唐納。這時期她是自由的。自從和俞啟威分手後，她未和男人同居。她仍然漂流在上海的人海中，她積極地接近唐納，她的新鮮、活潑的態度，使唐納陷入情網。

唐納回憶當年的印象說：

“縱然在上海，像她那樣大膽，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膽小怕生的中國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見的羞答答的中國女孩。主動地和男人談話，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徑，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

當藍蘋、唐納相繼進入“電通”，特別是同在《都市風光》劇組，朝夕相處，由相識而相愛了。

當年的《電影新聞》，這樣報道了唐納跟藍蘋結合的情形：

在電通影業公司，“有一天，有人親眼看見藍蘋挽了唐納的手臂，肩並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