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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深知自為總統，不容易取得獨立各省的承認。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聲，來推動議和，而自己在幕後又包攬把持一切。1916年3月25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義致電獨立各省說：“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干戈，共圖善後。”同時，指令陳宦與蔡鍔商議停戰。他又擬定了議和六項條件，於4月1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義向獨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該省軍民長官維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戰地所有兵士退回原駐地點；五、三省兵士自即日始不準與官兵交戰；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來京，籌商善後。

袁世凱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時“南北議和”的舊戲法，來結束獨立各省的反抗。然而，這時的政治形勢與4年前大不相同。那時袁氏戴著“贊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而今人們已看清這個滿口仁義道德的“共和國英雄”，原來卻是一個嗜血成性的專制暴君、寡廉鮮恥的賣國賊。血的教訓使人們認識到要實行###共和，必須剷除他。

階級的共同利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區別於個人的利益。袁世凱建立家天下的私慾和他所代表的那個階級的利益之間發生了尖銳的對立，以致進步黨人和那些對家天下心懷疑忌的北洋軍閥們都覺察到不拋棄袁氏，就無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因此，原來積極擁護袁世凱的人，也變成了積極或消極的反對者。

當時，全國反袁的輿論中心在上海。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聯絡各方面人士，堅決主張把反袁鬥爭進行到底。他發表《討袁宣言》，憤怒地指出袁世凱是帝制的罪魁，無情地揭露了袁所謂“停戰議和”的險惡用心，號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進”，“決不使危害民國如袁氏者生息於國內”。另外，唐紹儀、譚延、湯化龍、吳景濂、彭程萬、胡景伊、張繼、孫洪伊、張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國會議員和社會名流，以各省“旅滬公民”或各界人士名義紛紛通電，或指出袁“盜國奴民”，“久已喪失總統資格”；或揭露袁“帝夢不成，皇冠強卸，又復退攫總統”，“無非忍辱一時，思為捲土重來”；或表示“吾四萬萬國民絕非無血氣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茲罪魁”；或要求“撲殺此獠，以絕亂種”。全國各階層紛紛聲討，對袁世凱展開了強大的輿論攻勢。

3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軍和護國軍雖然達成暫時停戰協議，但是，全國的反袁武裝鬥爭方興未艾，日益高漲，而以廣東、浙江、山東、湖南、陝西最為猛烈。廣東人民對帝制和龍濟光的野蠻統治異常不滿，武裝起義遍及全省：廣州及其附近各縣有朱執信領導的中華革命軍和徐勤率領的護國軍；惠州、增城一帶有陳炯明、鄧鏗組織的武裝力量；潮州、汕頭、欽州、廉州的駐軍也相繼宣佈獨立討袁，廣州大為震動。龍濟光面臨滅頂之災，急電袁世凱求援。4月初，袁決定抽調駐上海的第十師一部乘軍艦到廣州，但當北洋軍將要開拔時，龍濟光在民軍的壓迫下於4月6日宣佈“獨立”。袁世凱無可奈何，只得放棄派兵入粵的計劃，而企圖派遣北洋軍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軍隊反對北洋軍入浙的風潮。在中華革命黨人的策動和影響下，寧波、嘉興先後宣佈獨立，一批浙軍軍官趁勢把興武將軍朱瑞趕走，於12日宣佈浙江獨立，推巡按使屈映光為都督。不久，因屈映光暗通袁世凱，又被趕下臺，改推嘉湖鎮守使呂公望繼任。

廣東和浙江獨立後，反袁怒潮進一步高漲，南方獨立各省即籌劃成立政府。原來，梁啟超於3月下旬已經到達廣西，經陸榮廷和梁啟超等策劃，獨立各省於5月8日在肇慶（今高要）宣佈成立“###軍務院”，遙推黎元洪為大總統，推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為副撫軍長，梁啟超、蔡鍔、陸榮廷、劉顯世、龍濟光、李烈鈞等為撫軍，又推舉唐紹儀為駐滬外交專使。軍務院表面上統一了南方獨立各省的軍事和外交，與袁政府形成對峙的局面。獨立各省斷然拒絕了袁世凱提出的議和條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無協商善後之餘地。稍後，又提出將袁世凱“驅逐至國外”和“抄沒袁世凱及附逆十三人家產”等作為南北議和的條件。

與此同時，袁世凱企圖取得帝國主義列強援助的希望也徹底破滅了。自取消帝制後，袁政府即透過各種渠道向帝國主義國家的財團乞求貸款。經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介紹，袁政府財政部與美商李·希金遜公司（Lee　Higginsonand　Co。）於4月7日簽訂了5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