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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時代已不是那個時代了。”）汪說：“這一點你們不要懷疑，我在日本留過學，他們地處島嶼，想找個好地方生存發展。元忽必烈那麼強悍，滿清那麼強悍，都沒在中國統治到底，日本也一樣。”汪說：“現在中國問題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產黨手裡。共產黨是國際的，中國共產黨沒國籍，中國讓共產黨發展下去那真是亡國了。中國永世不能翻身。所以我們不是賣國，而是真正的愛國，我們不能眼看中國共產黨坐大，把中國引向滅亡。”

我問：“日本在中國擴張會不會引起英美干涉？”

汪說：“沒法妄斷。但日本要吞併東南亞，可能性很大，英美他們能走到什麼情況，也說不定。”汪在談話中還透露了他與日本秘密簽訂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及《秘密諒解事項》的內容，說這些和平條約來之不易，對中國有利，是他和周佛海努力爭取的結果。汪在別人講話時細聽，不急於回答，答時總以商量口氣，常說：“對不起”，“你看怎樣”，力圖給人很客氣、很誠懇的印象。如果沒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很容易被他迷惑。

第二次見汪精衛是1940年春，內蒙德王同偽華北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堂、朱琛等在北平東城的外交大樓設宴招待汪。我憑“請柬”進門，被引到二層的客廳。宴會前汪精衛已先單獨接見了我們幾位偽華北黨部的工作人員。

汪說：“先向諸位通報一下這次來北平同‘華北臨時政府’和‘內蒙臨時政府’會談的情況。華北、內蒙都是仰日本人的鼻息，他們能不能收到統一的政府裡，還要我們做工作。我這次來是有成果的。我們是很痛快地要他們統一於我們還都建立的政府。現在他們凡事都往日本人身上推，說華北日本人不同意。我們不要急躁，正好同時多做日本人的工作。”

我告訴他：日本人至今不讓我們華北黨部公開掛牌子。汪說：“不要急，要同日本方面多做工作。”汪提到大後方各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罵他賣國時說：“我叫什麼賣國，那些地方不是我失掉的，我是失掉個人的歷史、名譽，我是抱著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從重慶回來，從日本人手裡把中國領土拿回來。我們發揮了緩衝作用，有了我們，比日本人直接搞要好得多。我們這是真正的救國。中國打不過日本，這是最好的選擇。”

宴會開始，汪豪飲，酒量很大，頻頻舉杯乾杯。他同德王、王克敏、王揖唐、朱琛等海闊天空地互相吹捧，互相拉攏。汪翻來覆去地強調一個意思：他已經在日本方面得到承諾，由他來統一建立中國的政府，他也絕不會虧待他們。把他們的職務、地位安排好，會一一滿足他們的要求和條件。德王、王克敏、王揖唐等都哼哼哈哈，東拉西扯，虛言應付。捧汪是孫中山的繼承人、革命領袖，是真正的救國領袖，對他的統一要求則不明確回答，推說要看華北日軍態度。

事後，一個在朱琛手下幹事的東北老鄉告訴我，朱琛、王克敏等背後議論說汪精衛是個很滑頭的政客，擺他國民黨###、孫中山弟子的資格，賣他國民黨的膏藥，野心不小可本錢太少，日本人絕不會把華北給他，他們絕不願意統一在汪的政府。汪的手伸得太長了。

第三次見汪精衛是在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時，我到南京任偽政府立法委員、法制委員。一次在汪公館開茶話會，客廳很敞亮，沙發前擺滿水果、點心。汪讓我坐到他身邊，說：“在上海、北平見面後印象很好，現在###搞和平運動正需要你這樣真正懂法律的年輕專業人才，到立法院要努力工作，多幫陳先生（公博）把立法院搞好。”

第四次見汪精衛是1943年。此前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事前沒通知汪，汪非常不快，感到日本人沒把他放在眼裡，表面上也宣佈參戰，但從此精神狀態非常不好，情緒一直低落，但還是緊密“配合”。汪偽成立了清鄉委員會，搞清鄉運動。這時汪偽政權的影響範圍只有南京等幾個大城市，城外都是游擊隊的天下（有我黨的，也有國民黨的）。汪偽搞清鄉，搞治安肅正，實際是妄圖肅清力量、影響越來越大的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同時搜刮老百姓、掠奪糧食等戰略物資，所以老百姓都把清鄉叫“清箱”，清老百姓的箱子。汪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實際工作主要靠李士群，讓他當清鄉委員會秘書長、江蘇省主席，抓江蘇的清鄉。上海的清鄉分會由陳公博管。上海保安司令部當時就掛兩個牌子，兼管清鄉。

有一天（具體時間記不清了），汪精衛到上海視察“清鄉”工作。由陳公博和當時已“投誠”的偽軍頭目孫良誠、張蘭峰、吳化文、葉蓬等前呼後擁地陪同，一行人到了上海保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