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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的主客觀原因，即是如此，鄉鎮財政也是負債累累。

抽樣調查表明，1997…1999年3年間純農戶平均人均負擔最重為161。6元，而一兼戶、二兼戶和非農戶則分別為109。32元、82。74元、和96。21元。過去負擔方式側重於按人頭收取，如果改為農業稅，且按承包土地面積徵收，無疑將進一步加劇負擔不均。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宏觀經濟和收入增長格局發生較大變化，即由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增長向依靠非農增長轉變，而非農業為主的農戶對村鎮基礎設施等公共投入品的享用和要求比純農戶高，但納稅義務並無相應體現，長此以往費稅負擔不公將轉化為社會矛盾。

2。農業怎麼辦？

從上述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農民來說，與其說是負擔過重，倒不如說是缺乏收入來源。據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資料表明，1996…2000年，農民家庭人均現金收入不增反減。

前面我們已經指出，要改變目前中國的經濟困境，必須改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是一種經濟社會的二元體系，同時也是一個二元的制度結構體系。為什麼我們在意識到現實的制度對城鄉二元結構的負面效應後卻遲遲無法變革它呢？這實質是制度的本質問題。制度是什麼？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把它歸為人們行為的規範體系，這只是制度最寬泛的含義，其實，制度的主要內涵是指生產關係，即社會生產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具體形式，其整個結構都依賴於生產力的發展程度所決定的生產關係的狀態。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內涵與馬克思的生產關係概念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任何社會的利益關係首先表現為生產關係”，因此制度的實質不在於對人們行為的規範，而在於對人們利益的確認和維護，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把握住城鄉關係協調發展的關鍵所在。

制度實質是表現為生產關係的利益關係。一般地，當著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作用。因此，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要重視生產關係的調整和變革。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前不可能僅依賴於生產力發展，還要依賴於制度改革。城鄉一體化推進，直到現在，仍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戶籍制度對城鄉人口的限制，使作為生產要素中最活躍的因素的勞動力無法順暢地流通，從而使勞動力就業市場和用工市場無法真正形成，使資源配置效率和利用率都極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推進，我們國家也逐步放寬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但農民和市民固化為兩個不同階層的局面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即沒有取得制度性的成果。究其深層原因，有兩點：其一，在現有的城市組織管理水平下，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是極為有限的，若一下子放開，必然對城市形成巨大的人口壓力，現在一些大城市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性規定就說明了這一點；其二，從建國初至今，國家對城市人基本實行“包”下來的政策，從而使城裡人的利益具有剛性和“貴族化”傾向，推進城鄉一體化，必然要涉及城市教育、醫療、保險、住房等福利制度的改革，這實質將使城市人遭受巨大的無形的利益損失，勢必使城市人在一開始就排斥城鄉一體化，排斥城鄉居民在利益上的平等，這也是當前改革進退維谷的重要層面。城鄉居民在利益上不能處於平等地位，必然使農村居民在心理上認為從事農業生產“不合算”，農村剩餘勞動力勢必大量湧入城市。其實，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的存在，並非都是真正的剩餘，相當一部分人是不願從事農業生產而加入到盲流中去的，從一些地方大量土地荒蕪，而又有大量勞動力在外打工這樣的局面就可見一斑。要使城鄉居民利益逐步平等，進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創新則是較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因為城鄉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必須依賴於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這是一個長期歷程，而制度改革儘管會引起一時的不滿，但這是遲早都要走的一步。

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就要提高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與此同時，對農業自身來說要加快產業化步伐。加快產業化，就是要加速農業分工的細化。

經典政治經濟學把商品產生的基本原因歸結為兩條：一是所有制；二是分工。多年來，我們一直重視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與私有的研究和爭論，忽視了商品經濟的最基本的原因，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基本的原因—…分工。歷史上社會分工的發展，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新的產業不斷產生，社會分工越細，交換越頻繁，經濟就越發展。特別是對於農業大國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