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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僅剩下７萬人左右，大小共２１股（其中千人以上的１２股）。這些國民黨軍隊，有的與日軍保持秘密聯絡，配合日偽軍“掃蕩”八路軍；有的既接受偽軍番號，也掛著國民黨軍的牌子，實際上同偽軍已無多大區別。他們已失去統一的指揮中心，有如樹倒猢猻散，內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併。這與山東八路軍的團結一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有些幹部產生了自滿情緒。

一次，山東軍區的《戰士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擊日軍形容為“雷公打豆腐”，並以此作為醒目的標題。這反映了當時山東八路軍中的很多人對形勢的基本估計過於樂觀，有輕敵麻痺思想。

羅榮桓認為，這種輕敵思想和情緒對今後的作戰十分有害，如果不除掉，山東的大好形勢就可能被葬送。於是，他在報社舉行的慶祝《戰士報》發刊第１００期的紀念會上，對這種提法提出了批評。他風趣地說：“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還用雷公幹什麼？”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羅榮桓在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第３０期上發表了《緊緊掌握對敵鬥爭，鞏固成績，反對自滿》一文，指出：

“我們絕不能因勝利而有絲毫自滿，困難並沒有過去，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並未改變，我們的成績還不夠大，還不鞏固，我們還需要埋頭苦幹，咬牙堅持，更正確地掌握對敵鬥爭，緊緊掌握依靠群眾，生息自己的力量，為反攻和戰後作準備。”

在這篇文章中，羅榮桓兩次提到為戰後作準備，這反映了他不只是考慮到眼前的鬥爭形勢，而且還考慮到將來日本人投降後山東的鬥爭形勢，他已開始著手為今後國共兩黨在山東的鬥爭做準備了。共產黨人就是這樣，他們不是隻顧眼前，更重要的是看到長遠。敵人只看一步、兩步，而共產黨人則要看到第三步、第四步。

其實，這些問題羅榮桓已考慮很長時間了。１９３９年，他就提議把魯南建成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的根據地。實現山東黨政軍一元化領導之後，他想的就是要把山東建成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根據地，以便為戰後做好準備。在精兵簡政中保留骨幹，訓練骨幹，充實基層，並千方百計地阻止其他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進入山東，還吸收青年知識分子參軍，著手培訓特種兵，爭取大股偽軍起義，等等，這一切都是為反攻乃至戰後做準備，也就是為防止國民黨軍隊對共產黨的進攻，準備一塊完整的根據地，並積聚強大的武裝力量。

長期的武裝鬥爭，已經把羅榮桓鍛鍊成為一名合格的戰略家。

但抗日戰爭畢竟還沒有結束，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之間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於當年４月５日給山東下達指示：目前應爭取國內平靜，拉蔣抗日。因此，羅榮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緊緊掌握對敵鬥爭的原則。他說：“對友頑軍還是以爭取為主，打擊只是為了向其反動行為作警告或正當自衛。”“……只要我們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對敵鬥爭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們就必然能成為團結抗戰的中心，必然有政治優勢，必然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對於日軍，羅榮桓指出，不能因為它收縮防線，採取重點防禦而低估他們的力量。他說：“肯定地說，今天敵人的力量還是很強很大的，既然有力量進攻正面（即同正面戰場上的國民黨正規軍作戰），也就有力量‘掃蕩’我們敵後山東……雖然今天敵人撤了一些據點，但其戰略據點和戰略聯絡線加強了，機動兵力集中了，對我突然‘掃蕩’和奔襲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們如果對敵人存在絲毫疏忽和麻痺，都必將付出血的處罰。”

此後，山東的日軍對八路軍雖然未採取大規模的進攻行動，但羅榮桓對那些有盲目樂觀情緒的人的警告，為八路軍的區域性反攻和最後反攻掃除了思想障礙。

從“遊擊”到“運動”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澤東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指出：“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城市工作指示》，強調：不佔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就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根據地游擊戰爭應採取各種妥善辦法向城市四周與要道逼近，在那裡建立隱蔽的游擊區，以利城市與要道工作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