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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他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有時候，他把半導體放在耳朵邊聽，聽了一會兒又開大，放在桌子上聽。

雖然奶媽如實地否定了“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亦即收發報機）和“嘀嘀嗒嗒”聲，但是她談及的半導體收音機看來是一條“縫”，調查組決定“鑽”一“鑽”。他們懷疑，這隻半導體收音機會不會是經過偽裝的收發報機？

他們設法取到那隻半導體的收音機，來到生產該機的上海無線電三廠，請技術員鑑定。

技術員寫下這樣的鑑定：

“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導體收音機系本廠正式產品……搞收發報機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裝置附件的地位。此機未發現裝置收發報機附件及其地位。”

調查組的大膽“推理”，一再碰壁，無法證明方家有收發報機。但是，那“啼、啼、啼”聲彷彿一直在他們耳邊響著，尚未查個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會不會是打字機的聲音？

可是，他們到方家查過，沒有見到打字機，哪來打字機的聲音？

終於，他們決定提審方兆麟，問起了英文打字機……

他們又從方兆麟的哥哥處，查證了是否確實把打字機借給方兆麟，甚至還檢視了那臺英文打字機，摸了又摸，確實並非收發報機，才結束了這一問題的調查！大膽推理之二：由送大黃魚“推理”為同案犯

調查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接到重要情報：在張佩瑛猝死的當天晚上，有人送大黃魚到方家！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想想，方兆麟進行“階級報復”，“害”死了張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黃色表示“慰問”，此人極可能是“同案犯”！

這一線索，絕不可放過。

他們使出了比福爾摩斯高超百倍的偵查功夫，很快就查明：三月三十日晚，上海基礎公司第三工程隊起重工虞國夫給方家送去兩條大黃魚。

於是，虞國夫立即成了調查組的審查物件。

調查組查閱了虞國夫的檔案，在檔案中似乎沒有什麼“刻骨仇恨”之類記載。

因為虞國夫只不過是一名青年工人，檔案材料非常簡單。

他們決定找虞國夫正面“交鋒”，要他“交代”在兩條大黃魚的背後，隱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兩條大黃魚引出的一段“審查”。虞國夫的“交代”，迄今仍儲存在那一堆秘密檔案之中。現原文照錄，可看出當年的調查組神經過敏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九年，我在上海日暉港裝卸汙水管時，認識了萬廷鈺。當時，我是起重工，萬是醫生。一九七○年底或一九七一年初，在大屯又碰到萬廷鈺。我在三隊，她在四隊，有一次我返回上海，萬託我帶東西，帶的是一隻箱子及一些零星的東西。

回上海以後，我把東西送到她家，這才認識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詳盡地“交代”了他與萬廷鈺、方兆麟的“認識申”。接著，在調查組的逼問之下，他開始“交代”大黃魚問題：

去年（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臉上生了一個東西，慢慢大起來了。我想他們都是醫生，想託他們找熟人開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點。我跟他們的來往多了一點。

萬廷針和上電醫院龔醫生很關心我，曾替我介紹女朋友。由萬醫生和龔醫生當介紹人，我認識了那個女朋友。見面以後，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時間是在今年春節之後，在方醫生出事情前一個月左右。

雖然女朋友不跟我來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謝萬醫生。三月三十日，正好是方醫生出事情的那天，我買到幾條大黃魚。我就在下班之後，晚上七點鐘，送到方家。

當時，方醫生還沒有回來。萬醫生叫我坐在沙發上。她的女兒也在家。萬醫生說，女朋友的事，我以後替你再留意，你臉上的皮下囊腫還是要抓緊開刀。我問起方醫生怎麼還沒有回家，她說“方醫生今天為張春橋的妹妹開刀，忙得很。”

調查至此，大黃魚的來歷已經一清二楚，大黃魚與本案無關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調查組還要查下去，繼續盤問虞國夫。無奈，虞國夫只得再作“交代”：

大約八點鐘以後，方兆麟回來了。萬醫生問他，手術怎麼樣？方說，很不順利。

萬又問到底是怎麼回事。方說：司XX針（對不起，我只記得“司”，講不出名字來）

打下去以後，就不來事啦。關於開刀的事，他們講了一會兒，我聽不大懂。我見他們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