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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窩——華東師大，在那裡放一把火！”

張春橋思索了一下，補充道：“在上海，你必須跟王洪文見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總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勝仗……”

就在這次秘密會見之後，一輛紅衛兵的宣傳車駛進華東師範大學。那是一輛三輪卡車，上面掛著兩隻大喇叭，鐵皮車廂緊緊關著門。

這輛其貌不揚的三輪卡車，直奔第三宿舍。那兒原本是留學生宿舍。“文革”

一開始，留學生們紛紛回國，那裡成了一幢空樓。

從宣傳車上下來的，便是聶元梓和孫篷一。他們秘密地“下榻”於此，會見了一批又一批華東師大的紅衛兵，發動了對常溪萍猛烈攻勢。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誼電影院裡，張春橋向上海的造反派講話時，點了常溪萍的名：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麼嚴重的罪行……

這是“導演”在提示；這是陰謀家在煽動。一席言畢，張春橋不見蹤影。

他出現在機場，飛向北京了。

就在他離開上海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文化廣場擠滿了紅衛兵。

本來，這天是召開“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會。聶元梓建議，“在戰火中誕生”。於是，成立大會改名為“批鬥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大會。嘰嘰喳喳的“喧賓”——聶元樣，反客為主，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上海必須大亂！”

大會結束後的第四天——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發了第一二樁轟動全國的事件，即“《解放日報》事件”。紅衛兵們要求把他們的《紅衛戰報》第九期，與當天的《解放日報》一起發行，理由是這一期《紅衛戰報》上刊登了長文《〈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工具》，必須送到每一個《解放日報》讀者手中，以求“消毒”。聶元梓、王洪文成為紅衛兵們的指揮。紅衛兵們佔領了《解放日報》社，持續了九天九夜。

果真，上海處於大亂之中……

策動徐景賢“後院起火”

猶如下棋一般，張春橋已經對以陳丕顯、曹獲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將”了兩“軍”：

第一回，藉助於“安亭事件”，扶植了王洪文的“工總司”，“將”了一“軍”；第二回，借來“大炮”聶元梓，猛轟常溪萍，扶植“上三司”、“紅革會”

（全稱為“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把上海中學、大學紅衛兵組織起來，策劃“《解放日報》事件”，又“將”了一“軍”。

深謀遠算的張春橋，正籌劃著下一步棋，以求把上海市委“將”死。

“看來，一定要來個‘內外夾攻’。”回到北京，張春橋跟姚文元說出了自己的意思。

“是呀，光靠王洪文、聶元梓從外面進攻，上海市委還是倒不了的。”姚文元這個“秀才”，如今居然也滿口軍事術語了。

“我看，這一著棋，要由你出面——爭取‘丁學雷’和‘羅思鼎’起義，來一個‘後院起火，中心開花’。”張春橋說著，劃了一根火柴，點起了香菸，“‘丁學雷’、‘羅思鼎’都是你的‘腳碰腳’的文友。你給他們打電話，比我方便……”

“行。”姚文元很痛快地答應下來。

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姚文元與上海丁香花園之間，架起了“熱線”……

丁香花園位於上海靜安寺與徐家彙之間，鬧中取靜的所在。這是一座不對外開放的花園，一道波浪起伏的圍牆巧妙地砌成長龍臥地的形狀，名叫“臥龍壁”。花園裡古色古香，據說當年是清朝大官李鴻章的別墅，因園內種植許多丁香，所以得名“丁香花園”。

就在丁香花園旁邊，有一幢小洋樓，是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所在地（嚴格地講，那座樓不屬於丁香花園範圍）。寫作組建立之際，正是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的時候。秀才們也真會動腦筋，取了香花園的“丁”為姓，以“學雷”為名。於是，上海報刊上常常出現署名“丁學雷”的文章。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真有“丁學雷”其人呢！

“丁學雷”寫作組負責人，便是徐景賢。

至於“羅思鼎”，取義於雷鋒的名言：“做一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