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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魯迅把文章交給了設在新鍾書店裡的《夜鶯》月刊編輯部。《夜鶯》編輯當即把魯迅的這一討狄檄文，排入五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上。

《夜鶯》月刊是委託上海雜誌公司發行的。按照上海雜誌公司的規定，委託發行的雜誌在印出樣本（清樣）之後，應該馬上送一份給該公司，以便老闆瞭解內容，預估銷路。

老闆看畢，著人把樣本送還《夜鶯》編輯部。

送樣本者何人？張春橋也。

《夜鶯》編輯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樣本，忽然發現印著魯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頁已被撕去。

“誰撕的？”編輯問。

“我！”張春橋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為什麼要撕掉魯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來仔細看看。”

“為什麼要仔細看看？？”

“魯迅在罵我！”從張春橋嘴裡，終於蹦出了這句至關重要的話。

“這麼說，你就是狄克？！”編輯用驚訝的目光，注視著面前這個瘦骨伶仃、戴著圓形近視眼鏡片、山東口音的青年。

張春橋猛然間意識到自己在激動的時候說走了嘴，洩露了天機。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麼樣呢？”

一扭頭，他氣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於是，《夜鶯》編輯部知道了狄克之謎。

於是，魯迅知道了狄克是誰。

於是，魏金技、於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這訊息像長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藝界暗暗傳來。傳入了《辛報》編輯姚蘇鳳耳中。

姚蘇鳳是蘇州人，曾是鴛鴦蝴蝶派之人，當過《晨報》的“每日電影”主編，後來日漸進步。

《魯迅先生軼事》一書，只署“編纂　千秋出版社編輯部”，未標作者名字。

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見經傳，在上海圖書館浩如煙海的藏書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書僅此一本而已。版權頁上印著社址位於上海卡德路（今石門二路）某弄堂內。

從書的內容來看，大都摘編自當時《辛報》上的一些文章。這本書是唯一透露狄克之跡的書，成為三十多年後上海掀起的“炮打張春橋”的重磅炮彈。

這本書出版於一九三七年。

第二章　晉察冀歲月

“狄克”鑽進延安

自從一九三五年五月踏進上海灘，張春橋混跡上海文壇兩年多，發表了四十多篇年長短短、五花八門的文章。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立報》刊出署名張春橋的短文《武裝民眾》之後，他的名字便從上海報刊上消失了。

張春橋哪裡去了？

難道他“最最會化名”，化了什麼新名字？

直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的《抗戰文藝》週刊第一卷第五期登出署名張春橋的《漢奸吉思恭》，標明“延安通訊”。訊息傳到上海，人們才恍然大悟：

“狄克”鑽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間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在延安陝北公學操場上，舉行了公審漢奸吉思恭大會。“狄克”也在場，於是寫了這篇“延安通訊”……

“狄克”是怎樣鑽進延安的呢？

在張春橋一九五○年親筆真寫的《簡歷表》上，“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候補及轉黨年月”一欄，這麼寫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經關成志、林福生介始入黨。

一九三八合八月在延安經顧光鬥、雄飛介紹重新入黨。一九二九年二月轉正。

張春橋既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入黨，怎麼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又要“重新入黨”呢？

那位“吳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對張春橋在上海的“入黨”經過，說得最為清楚：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從蘇州反省院自首出來後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預備黨員。

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

原來，張春橋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所參加的是假共產黨！可是，張春橋卻把它寫入自己的入黨簡歷之中，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