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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秋與先後擔任特務處書記長的唐縱、梁於喬和特務處情報科科長張炎元見面，一九三三年冬天，特務頭於戴笠還叫我約住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菜館吃飯，事後，他對那次和戴笠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崔萬秋當時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火炬》上連載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動的長篇小說《三根紅線》。我曾問他，為什麼刊載這種小說？他笑著說，不刊載這些，怎麼能表現我傾向“進步”呢？崔萬秋告訴我，他對副刊文章的選擇很認真，他約了不少的所謂志同道合的人給他寫稿和辦專欄，對一般不相識的人來稿，如無特別能引起讀者興趣的東西，是不採用的。

憑藉著“復興社”之橋，“華蒂社中堅”張春橋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萬秋的懷抱。

崔萬秋是從張若谷手中接任《大晚報》的《火炬》副刊的。張若谷的前車之鑑，使崔萬秋倍加小心。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的《火炬》副刊曾發表署名柳絲的《新儒林外史》，曾為楊村人大鳴不平，斥責魯迅對楊村人的批判是手執大刀“是非不明”的“亂砍亂殺”。“柳絲”何人？楊村人的化名！魯迅寫了《答楊村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鋒芒直刺楊村人，順便也給張若谷帶了一筆。因為楊村人在《文化列車》雜誌一九三三年第三期上，發表了給魯迅的公開信：“今年我脫離共產黨以後，在左右夾攻的當兒，《藝術新聞》與《出版訊息》都登載著先生要‘噓’我的訊息，說是書名定為：《九平五講與上海三噓》，將對我‘用噓的方式加以襲擊’，而且將我與梁實秋、張若谷同列……”

魯迅針鋒相對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與梁實秋、張若谷兩位先生為伍，我看是排起來倒也並不怎麼樣辱沒了先生，只是張若谷先生比較的差一點，淺陋得很，連做一‘噓’的材料也不夠，我大概要另換一位的。”

可憐，自詡為“小說作家”、《火炬》主筆的張若谷，竟然連挨魯迅之“噓”，還不夠資格！

崔萬秋自自知比張若谷還不如。他對魯迅筆鋒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張若谷的覆轍。

然而，魯迅雄踞上海文壇，高舉“左聯”大旗，卻又是崔萬秋的眼中釘。

崔萬秋想找個打手。哦，張春橋來了，正是求之不得……

“狄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

自然，崔萬秋深知，對魯迅正面強攻，說不定會掀翻《大晚報》上的“火炬”。

比較妥切的辦法，是打拐彎球；批田軍、批《八月的鄉村》。田軍是魯迅扶植的，《八月的鄉村》是魯迅作序的。批四軍、批《八月的鄉村》，當然也就是批魯迅——卻不是直接展開筆戰。

張春橋成了崔萬秋的打手。他，當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張春橋化名“水晶”，在上海雜誌公司所辦的《書報展望》一卷四期（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出版）上發表。這是張春橋射出的第一支冷前：

八月的鄉村（田軍作）

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書，我現在公開地來談它，不也大可不必麼？我想，純粹的讀書人的立場客觀地來說幾句讀後感，先生原諒嗎？

《八月的鄉村》告我們的有些人在過著荒淫與無恥的靡爛生活，另一方面卻正在做著莊嚴的工作。

可是我認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陳柱底個性不大顯明，二是蕭隊長那末的一個沒落的知識分子刻畫得不夠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軍蹂躪後，竟能夠馬上執槍從眾，尤其是一個聰明的朝鮮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傷口、教唱歌，給大家講種種有意識的言論，事實，卻會因為蕭同志（也許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說她們不會轉變（到底是沒落的知識分子），我說的只是毫無線索地突然轉變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創作經驗》裡說：

“例如昨天某人還是一個懶傢伙，但今日已變成一個突擊隊員了。藝術家的任務，就在表明，這個人怎樣由落後轉而加入突擊隊。為什麼要這樣呢？”

本書的作者就犯了這末的一個毛病——“把主人公內在閱歷表現得很薄弱”，“很少觀察人們的改造過程是怎樣進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還在寫，寫，寫——”的時候，能夠謙虛地參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創作經驗》一文。

張春橋擺出一副“小說專家”的架勢，頤指氣使的派頭，在那裡“指點”田軍，把《八月的鄉村》說得一塌糊塗。

不過，《書報展望》只是上海雜誌公司為了推銷書報所印行的雜誌，印數不大，在社會上的影響有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