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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隊裡面誰聯絡？

一個接一個問號，張春橋問得夠仔細的了。他的每一句問話，都成為“掃雷縱隊”偵查的內容，成為下一期《掃雷》所要提供的情報。

“掃雷縱隊”成為張春橋專用的一支別動隊。張春橋為遊雪濤送來的各種絕密情報，寫下親筆批示達五十四件之多。他在遊雪濤的《一年工作總結》上寫道：

“已閱。退遊雪濤同志。謝謝同志們。”這句“謝謝同志們”，曾使“掃雷縱隊”

沉醉在“無比的幸福”之中！

張春橋已經是“中央首長”了，只能講“謝謝同志們”這樣“最高指示”式的評語。文靜則把話說得更為明白：

“將來有兩個人，可以當公安局長。一個是王洪文，這個人做事有魄力，另一個是遊雪濤，這個人有辦法，什麼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來。兩個人各有特點，王洪文適合公開的工作，遊雪濤適宜於作秘密工作。”

在文靜的話中，一是把遊雪濤與王洪文相提並論，二是以“公安局長”職務相許，難怪遊雪濤肝腦塗地，仍要效忠於張春橋了。他給主子寫下這般感激涕零的信：

“過去的一年，是我參加工作十八年來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還曾問及我近來的情況，不禁熱淚盈眶。”

懷仁堂的論戰

自從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黨政大權落入張春橋手中之後，張春橋的目光轉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覬覦著中央黨政大權。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銀色的專機從上海起飛。機艙返坐著一身綠軍裝的張春橋、姚文元。自從毛澤東在“文革”中脫下中山裝、穿上軍裝，他們也馬上效訪了。

此刻，他倆的臉上漾著微笑——“一月革命”的勝利微笑。

專機剛剛降落在北京機場，紅旗牌轎車便載著他們直奔釣魚臺。那裡，已成為“中央文革”的領地。江青已在那裡等候他倆的到來。

當天晚上，張春橋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澤東的書房裡，向最高領袖彙報“一月革命”的“盛況”……

張春橋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幹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張春橋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懷仁堂挑起一場大論戰。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懷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儀鸞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此召開，使懷仁堂著名於世。此後，中央的許多重要會議，也在此召開。這裡的氣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樣，一直是和諧、歡悅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一輛輛紅旗牌轎車接連駛往懷仁堂。周恩來在這裡召集中央碰頭會，卻爆發了一場唇槍舌劍之戰。

最初的火星，是這樣碰撞產生的：當張春橋剛從轎車裡鑽出來，另一輛紅旗牌轎車來到了，從車裡出來的是“大譚”。

“大譚”、“小譚”曾聞名於華東。“大譚”即譚震林，“小譚”乃譚啟龍。

譚震林是張春橋的老上級，解放初，當張春橋擔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時候，譚震林便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

儘管成了“新貴”之後，張春橋再也不把譚震林放在眼裡，而在“大譚”看來，張春橋還只是張春橋罷了。

“陳丕顯同志來了嗎？”譚震林見到張春橋，頭一句話便使張春橋不快。

陳丕顯是譚震林當年的新四軍老戰友。譚震林知道毛澤東批准的進京省、市委書記的名單中有陳丕顯，理所當然地這麼問張春橋。

張春橋呢？他的“一月革命”的“偉大成果”，就在於打倒了陳丕顯。他傲然回答了譚震林的問話：“他來不了，群眾不答應呀！”

譚震林一聽，反駁道：“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

張春橋冷笑：“黨組織？黨組織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長以上幹部統統靠邊站了。”

“大譚”報以譏笑：“喔，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呀？！”

張春橋眼睛一翻，氣嘟嘟地管自走進會場。

周恩來剛剛宣佈會議開始，譚震林就第一個發言：

“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個‘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幾個大區書記，許多省委書記又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

譚震林的目光逼視著坐在斜對面的張春橋。

張春橋重彈老調：“群眾不答應嘛！”

譚震林再也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