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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這個小段子，總使我聯想到莊子和惠子的對話，惠子看到自由遊動的魚，很是羨慕，就酸了一把，莊先生立刻不依不饒，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惠子介面說，你不是我，怎麼就知道我不曉得魚的快樂呢？

如果不是政治立場的不同，僅僅憑這兩句對話，嵇康和鍾會應該成為朋友，而且是會心的那種。簡直是一定的！

魏晉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怪胎，一方面是暴君迭出，殺人象捏死個螞蟻一樣簡單，另一方面，藝術卻達到極高的頂峰。這樣的環境，最宜造就藝術氣質的人才，既不能去做官，只能躲在山野或集市上，白天做販夫走卒，晚上思考關乎宇宙的哲理。當社會對政治普遍絕望時，死心，最大的結果就是靜心。

名列建安七子的王粲，有著顯赫的出身，而且名氣極大。但他卻喜歡模仿驢叫。他死的時候，曹丕在弔喪時對王的好友說，老王生前喜歡驢叫，我們一起來嚎叫，以此慰藉老王的在天之靈吧。於是，丞相之子率一群有頭有臉的人物合奏了一曲驢嚎大合唱。曹操有這樣一個很會籠絡人心的兒子，何必再去羨慕孫權，不知道學過驢叫的曹丕聽到老爺子感嘆“生子當如孫仲謀”時，是否有些心寒。

魏晉時期喜歡聽驢叫的名人還不止王粲一個，還有個姓王的，叫王濟，他喜歡驢叫的程度我們不知道，但有個叫孫楚的卻把驢叫演繹到了極致。也是給王濟送葬的時候，這位孫兄喃喃自語，你再也聽不到我為你學驢叫了，今天就再為你表演一下吧。說完，揮淚長叫，據說，這一聲驢叫，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絕響。

畸形的時代，導致畸形的人格和愛好。別以為嵇康是以不羈的言行來標榜自己的清高，他在一首詩裡流露了怪誕行為背後的酸楚“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徘徊何所見，憂思獨傷心”，對民生的憂慮，欲說不能，那種痛苦，只能藉助*來釋放了。既然不能濟世匡時，而且又隨時有刀子砍向脖子，就只能裝聾作啞，寄託酒色，甚至裝瘋賣傻。但，那也是要看物件的，象彌衡那樣蠻幹，裸著身子敲著大鼓罵曹操，就是伸著脖子向刀叢的愚昧了。即便曹操不便殺他，也會有人心領神會地把他的腦袋摘下來。

行為怪誕原沒有什麼不對。但，倘若心內空空，卻也一味去模仿，不是東施效顰，就是形似而神死。同樣是竹林七賢的劉伶，文采未見如何，怪異的事倒不少。他經常*在家喝酒，來了客人他也不穿衣服，對客人的指責，他說的卻是讓人哭笑不得的無賴之言：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子是我的衣褲，你們跑我褲襠裡幹什麼？這是標準的低俗加無賴，他喝醉了和街上人吵架，對方吵不過要揍他，他說，我這象雞肋般的身體，哪有地方安放您老的拳頭呢？對這樣的人，那高舉的拳頭只有收回的份。我中學有個同學，被一個身高馬大的同學追著打，最後索性站著不動任對方扁，但嘴裡卻在嘟囔：“你打我，我怕你，我不服你。”比較起來，劉伶還沒有我那藉藉無名的同學有男人氣概。

除了一篇《酒德頌》，劉伶就沒有什麼值得去說的了。他經常乘著鹿車，抱著一罈酒，叮囑拎著鋤頭在後面跑的僕人說，我醉死了，你就把我就地掩埋。這是破罐子破摔的姿態，也是缺乏內力的表現。生活官場都不如意，偏偏又跟阮籍嵇康們學得一點皮毛，於是只好借酒裝醉，玩世不恭起來。後人把他稱作酒的鼻祖，也算他的功德圓滿了。

時下的人，多劉伶而少嵇康，為之一嘆。　。　想看書來

男人如幼子

我是不該在這樣的時節看沈從文的，是初冬的季節，又下著淅瀝的小雨，且是晚上，窗外的路燈比平日陰暗了許多，輪廓倒清爽了。只是冷，因為我看到的是那個準備遠離文學創作的背影，孤獨而倍受煎熬。

忽然想到了顧城。那個曾經徘徊在奧克蘭島上的憂鬱青年，他，也孤獨。

這樣的兩個時刻，他們面對的，是同樣的危機。

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傷勢也不太嚴重，即刻送到醫院急救”，4月2日，妻子張兆和在給沈從文姐姐的信中這樣說。那時，沈從文已經“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事實上，還是在3月早些時候，沈從文的兒子龍朱看到他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龍朱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插頭並把父親蹬開，才避免一場慘禍。

可以肯定地說，沈從文沒有瘋，張兆和說“他一切很正常腦子，腦子也清楚，只要不談到他自己；一談到自己的問題便執著某一點，一定說人家有計劃的要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