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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小孩，都是七、八歲，十歲不到吧，找了很多石頭，褲袋裡塞滿了，拳頭裡抓著幾塊，躲在巷子口，坦克車一駛過，他們就使盡全身力氣對美軍丟石頭。一面喊“美國人滾回去”，一面丟石頭。

“像今天迦薩走廊的孩子對以色列的坦克車一樣？”我說。

“對。”

然後，一件驚人的事發生了。

美國大兵把手伸進一個大口袋裡，抓了一把東西，對著德國孩子們用力丟過去。孩子們彎腰閃躲的時候，發現劈頭灑下來的，不是石頭或炸彈，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時候我們都很餓，”漢茲說，“我們一夥孩子常常跟著運煤的小火車，跟在後頭撿掉下來的煤塊煤屑，拿去賣錢。得到的錢，就去換馬鈴薯帶回家給媽媽煮。”

孩子們把褲袋裡的石頭掏出來全部丟掉，放進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後，美國兵就是孩子們歡呼的物件了。你說，這是“解放”還是“淪陷”呢？

漢茲的回憶讓我想起德國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說過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歲。戰爭末期，人心潰散，他的部隊死的死、走的走，已經不成部隊。聽說村子裡還堆著一整個倉庫的馬鈴薯，餓得發昏的哈布瑞特和幾個失散士兵就尋到了倉庫。還沒來得及開啟倉庫，憲兵就出現了，認為他們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槍決的。

他們很努力地辯解，比如說，真要逃，怎麼會還穿著軍服、披帶武器？總算說服了憲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線，和美軍繼續作戰。

一顆子彈射過來，他暈了過去。

醒來時，發現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綁著繃帶。另一個滿頭顱包紗布眼睛大大、一臉稚氣的德國傷兵，正站在視窗，往下看，見他醒了，對他招招手，說，“趕快過來。”

他一拐一拐地瘸著到了視窗，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個小草坪。一把顏色鮮豔的、巨大的海灘傘，在豔陽下大剌剌地張開，下面有個人，舒服地坐在一張躺椅上，翹著腿，在那裡喝罐裝的汽水。那人穿著軍服，頭盔丟在草地上，是個美國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鬆，說：“結束了，感謝上帝！”

六十年過去了，現在你是個十九歲的德國人，飛力普，告訴我，你知不知道，德國在俄羅斯的俘虜營裡總共有兩百三十八萬八千人，終戰的時候，其中一百萬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單單在俄羅斯的戰場上，就有五百萬個德國士兵倒下？這些人，大多數就是像埃德沃一樣的年輕人，在家鄉有妻子和幼兒每天望著門口，他們年邁的母親每天走到火車站去尋找，等候每一班轟隆進站的火車。

你乾脆地說，“不知道。”

“而且，幹嘛要知道？”你反問。

十九歲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見你眼中閃過的挑釁。

你是這麼說的，“如果你知道德國人給全世界帶來多大的災難，你哪裡有權利去為這受虐的一百萬德國人叫不公平？蘇聯死了兩千萬人怎麼算啊？你知道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什麼樣子？”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但是我記得一個猶太朋友跟我說的故事：五歲的時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進了匈牙利的猶太隔離區，“你知道我是怎麼學會數一二三四的嗎，應臺？”

“我不知道，我是從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學的。你怎麼學？”

他說，“我們集中住的那棟樓前面有個很小的廣場，不知道為什麼那裡常有屍體。德國兵把兩具屍體橫排，上面迭兩具直排，然後直的橫的一層一層迭高，像堆木柴架構營火一樣。我就那麼數，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兩千萬個屍體堆起來，我無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幾乎是臺灣的總人口。

公元兩千年，聖彼得堡附近一個寂靜的小鎮倒是上了國際媒體：小鎮新建了一個紀念墓園，裡頭埋了八萬個德國士兵的骸骨。上百個德國和蘇聯老兵都來到小鎮，一起紀念他們在列寧格勒的戰友。

聖彼得堡，就是二戰時的列寧格勒，二戰中被德軍包圍了幾近九百天，餓死了五十多萬市民。現在，俄羅斯人把德國士兵分散在各個戰場和小墳場無人認領的骸骨蒐集起來，重新葬到這個新闢的墓園裡去。蘇聯的土地上，有八十九個這樣的外國軍人公墓，大概有四十萬個異國計程車兵躺在這片寒冷的土地裡。

我在想：瑪麗亞的丈夫，會不會也在這裡，墓碑上寫著“無名氏”呢？

僥倖活下來計程車兵，也並非個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