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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從烏坵採訪反共救國軍飛回臺北的航程上，和陸軍司令楊天嘯比鄰而坐。

我已經習慣要問人祖宗三代的出處了，於是探詢他的出生地，他謙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國島。”

我吃了一驚：這位上將，是富國島鐵絲網裡頭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楊上將的父親，追問細節。

楊景龍，是當年九十七軍的一位營長；九十七軍的二四六團，就是在金城江車站慨然允諾帶著豫衡聯中的孩子們繼續南逃的部隊。從長沙出發時，九十七軍有完整的六萬人，邊戰邊走到了中越邊境時，楊營長身邊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懷著身孕，還帶著兩個孩子，已經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團聚，是在越南的集中營裡。

鐵絲網裡頭的孤軍，三年半的屈辱和艱苦，在這樣風雨動盪中出生的一個嬰兒，六十年後，變成中華民國國軍的陸軍最高統帥——這個民族和個人的劇本，究竟怎麼寫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國際交涉終於有了結果，因內戰而孤懸海外三年半的國軍、難民、學生，在海防港搭上了軍艦，八天以後，在高雄港上了岸。

兩百零八個豫衡聯中的學生，其中還包括後來寫了《野鴿子的黃昏》的王尚義，在高雄港落地，然後被送到員林實驗中學入學。

在臺灣員林，河南南陽的孩子們，和山東各地的孩子們，跨過大江大海驚濤駭浪，終於走到一起來了。陸陸續續地，更多的少年們來到這裡：香港的、澳門的、緬甸的、舟山群島的、大陳島的……內戰中被機器“絞”出來的多股殘軍、孤軍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難民，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如涓涓細流，慢慢都匯入了員林實驗中學。

我偶然看見新聞，國防部長陳肇敏去了豫衡中學六十週年的同學會，心想，慢點，陳肇敏不是個地道的南臺灣孩子嗎？怎麼會是那個學校的學生？從香港打電話問他，他笑說，是的，因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個學校，所以是在那樣一個多難興邦、帶點“孤臣孽子”的濃厚歷史情感中長大的沒錯。“否則，”他說，“我一個草地小孩怎會去投考空軍官校呢？”

有些軌跡，不知怎麼最後會自己“圓”起來。三十年後，從火災中抱著《古文觀止》赤腳往外跑的張子靜校長，在臺灣將書親手奉還當年的少年學生趙連發，說，“將來兩岸開放後，你回老家時，把書帶回去給馬淑玲，告訴她，校長代表全校師生向她表示謝意。”校長流下了眼淚。

六十年後，趙連發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馬淑玲，一本《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完整的一本書，沒少一頁，只是那書紙，都黃了。

六十年後，《古文觀止》雙手奉還。

22，魔鬼山上

民福電船運送麵包過來，汽笛一響，調景嶺赤腳的孩子們就飛奔到碼頭上，興奮地喊著“麵包船來了！麵包船來了！”

香港人不太談自己的來歷。如果臺灣人在一個晚餐桌上，閒聊時還可能偶爾提及“我爸是民國三十八年從青島過來”這樣的話題，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處，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個辦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寧波人，會說上海話，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後抱在媽媽懷裡過了羅湖口岸的。

他們工作的壓力太大，工作的時間太長，現實的滾動速度太快，每個人，都在當下的軌道上專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經濟的成就、專業的高標準、現代化的領先，是靠一種力爭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粵文化生命力強韌，像海洋裡的漩渦一樣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過來的百萬人潮，一過口岸，就進入這個文化和語言的大吸器、大熔爐裡。無法融入的，或者設法離開，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後，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遷徙者。

於是，從外面看起來，七百萬香港人，就是一個整體，都是說廣州話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們坐下來，一個一個幾近不禮貌地打破沙鍋問到底，才赫然發現，原來每一個香港人都深藏著一個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來自江海動盪的一九四九。

戰火像一團一團燃燒彈一樣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炸開，從東北、山東到河南，一片焦土，幾千萬的難民流離於途中，香港，自然成為一個生命閥。北方每爆發一波戰爭，香港就湧進一波難民，一波一波進來。一九四九年的上環，西營盤一帶，九龍的鑽石山一帶，滿街都是露宿的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