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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進而對思維的方式都產生了影響。一方面，它使語言生動形象；另一方面，又很容易使語言趨向華而不實，結果成為很多時期中國文學的弊端。對此，唐代的韓愈曾經掀起一場古文運動加以反對。這種風格缺乏表達的精確性，但是運用得當時，能產生一種悠閒的散文，生動、地道，鄉土味濃，像中國最好的“非正統”小說的風格一樣，也像“最好的英國正統”作家斯威夫特①和笛福②的散文風格一樣。它也防止了類似美國大學中越來越盛行的學術名同所造成的陷阱。特別是在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中，他們說到人類生活時總是談什麼“因素”、“過程”、“個性化”、“部門化”、“志向限額”、“憤怒標準化”以及“幸福的相關係數”等。這種風格著實無法翻譯成中文，儘管一些人在“漢語歐化”的口號下曾經做過一些荒唐滑稽的努力，但很快也就夭折了。將英語的科學論文翻譯為漢語是最難的。將漢語的詩歌，優美的散文，翻譯成英語也是最難的，因為每個名詞都是一個意象。

『①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國諷刺作家，《格列佛遊記》的作者。』

『②笛福（Daniel　Defoe，1659～1731），《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

缺乏科學

我們已經對中國人思維的特點做了詳盡的討論。這使得我們能夠明瞭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希臘人為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因為他們的思維基本上是分析型的，這已經被亞里士多德學說引人注目的現代性所證明。埃及人發展了幾何學和天文學。這些學問都需要分析性的思維。印度人發明了自己的語法學。而中國人儘管有其天然的智慧，卻未能發展其自己的語法學。他們的數學和天文學知識大多是由國外引進的，因為他們只喜歡道德上的陳詞濫調。他們的抽象名詞，比如“仁”、“義”、“禮”、“忠”等等都是泛泛而談。在具體討論中，會發現它們的意義含混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

周代所有的古哲學家中，只有墨子和韓非子的風格接近有力的論證風格。孟子毫無疑問是偉大的詭辯家，然而他也只是對“利”、“義”等大而又泛的詞感興趣。其他哲學家，如莊子、列子、淮南子，只對漂亮的比喻感興趣。墨子的門徒惠施、公孫龍都是偉大的詭辯家。他們喜歡編撰一些猜不透的難題，並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如“卵有毛”、“馬下蛋”、“狗亦可為一羊羔”、“雞有三足”、“火不熱”、“車輪從不輾地”，以及“龜身長於蛇”等等，而漢代的學者則喜歡對過去時代的經典作業歷山大式的註解詮釋工作。之後的晉代學者則復興了道家學說，靠“直覺”來解開自己的身體與宇宙之謎。沒有人想到過應該做實驗，也沒有人發展過什麼科學的方法。宋代哲學家在佛教的啟發下，重新解釋儒家學說，把儒教變為一個訓練心智和維護道德的哲學系統：他們留在後人心目中的名聲是洞曉大義但“不拘細節”。所以宋代學者的語文學是最不科學的語文學，或者說根本就不是什麼語文學：只有到清朝才發展了一種比較的方法，一下子把清朝的語文學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的語文學是中國最接近科學的語文學。

在中國人的心靈中，科學方法不能得到發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科學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維之外，總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國人則用信自己的庸見與洞察力的閃光，推理的方法在應用到人際關係（中國人最感興趣的東西）時，常常導致一種愚蠢的結論，這在美國大學裡並不罕見。今天有許多用推理方法寫成的博士論文，會使長眠在地下的培根感到不安。沒有一箇中國人會愚蠢到去寫一篇關於冰淇淋的博士論文，並且在一系列的觀察與分析之後得出令人膛目的結論說“糖（在冰淇淋的製作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使冰淇淋發甜”；或者在對“四種洗碟方法的時間與運動方法比較”進行研究之後，很高興地下結論說“彎腰提取物件的動作是很累人的”；或者在對“棉製內衣的細菌含量研究”之後得出結論“細菌的數量隨著衣物穿用時間的增加而增加”。幾年前有一條訊息報道，說芝加哥大學一個學生在對各種印刷方式的效果做了“比較研究”之後，發現線條越黑，越引人注目。

這種愚蠢的結論，儘管對商業廣告不無用處，我想靠著中國人的庸見與“直覺”也可以迅速並且正確地獲得。我所見到過的最好的漫畫要算在《龐其》上發表的，描述一個行為主義者大會的那幅，他們正在幾頭豬身上做實驗。豬嘴上插著溫度計，前面掛著一串珍珠項鍊。試驗結束後，他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