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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尊敬，子孫繞膝，不可謂不幸福。在西方，摩登的妻子要打官司離婚，獲得自己的贍養費之後，與丈夫分道揚鑣，也許再次與他人結婚。一邊是被丈夫怠慢，但卻被家庭其他成員尊敬，並享有至少是理論上有比姬妾更多優勢的妻子；一邊是離了婚，拿到了贍養費，分道揚鑣了的妻子，到底哪一個更幸福呢？這是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問題。在中國，婦女們缺乏她們的西方姐妹那種獨立精神：被遺棄的妻子總是處在一種無限悲慘的境地。社會他位丟掉了，家庭也破碎了。世界上大概有一個幸福的婦女，就有一個不幸福的婦女。無論怎樣的社會安排都不能使她幸福。即使是真正的經濟獨立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在中國，這種情況每天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發生。有時我總覺得那個用自己女性的兇殘將原來的妻子趕走的摩登婦女非常接近於我們野蠻時代的祖先，不同的只是她已經摩登到使自己不能容忍另一個與她平等的婦女與她在同一所房子裡生活的程度，過去，一個真正品行好的女人，陷入與另一個已婚男人的愛情之中，並真的喜歡他時，她就主動作為姬妾嫁給這個男人，並謙恭地侍候原來的妻子。而現在，以一夫一妻制的名義，一個婦女將另一個哄走，並取而代之，似乎對婦女來講，這是較好一點的出路。這是現代化的、解放的、所謂文明的方法。如果婦女們喜歡這樣做，那就讓她們這樣做好了，因為首先受影響的是她們。然而，年輕漂亮的婦女在與同性的戰鬥中，總能擊敗年齡較大些的婦女而獲得勝利。這真是一個既新鮮又古老的問題。只要人性不完善，婚姻制度就將永遠是不完善的。這個問題，讓我們留待後人去解決吧。或者只有與生俱來的平等與公正的意識，以及對父母的職責逐漸增強的意識，才能減少上述事情的發生。

當然，為納妾制辯護是徒勞的，除非你準備同時為一妻多夫制辯護。辜鴻銘，愛丁堡大學的碩士，一個非常喜歡引用托馬斯·卡萊爾和馬修·阿諾德語錄的人，一次在為納妾制辯護時說：“你曾看到過一個茶壺，四個茶杯在一起，但是你可曾見過一個茶杯和四個茶壺在一起嗎？”對於這個問題的最好回答是《金瓶梅》中西門慶的姬妾潘金蓮的話：“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著就是抹著。”她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纏足

纏足的性質與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為人們所誤解。纏足是婦女被幽禁、被壓制的象徵。這個說法並不過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熱衷於在福建南部推行纏足的習俗，作為傳授中國文化、提倡男女隔離的一個手段。然而，如果纏足僅僅被看作壓制婦女的標誌，那麼做母親的就不應該那麼熱衷於為自己的年輕女兒纏足。事實上，纏足自始至終都代表著一種性意識的自然存在，纏足無疑起源於那些放蕩的國王的宮廷裡。男人們如此喜歡這個習慣，是因為他們把婦女的腳與鞋看作戀愛的物件並崇拜之，婦女們喜歡這個習慣是因為她們想得到男人們的寵愛。

纏足的習慣起於何時是有爭議的。實際上這個問題大可不必去辯論，談談它的“演變”也許比談起源更有用處。纏足的唯一正確的定義是用長長的裹腳布把腳纏起來，從而代替襪子。纏足似乎首先是與南唐後主聯絡在一起的，那是公元10世紀，宋代之前。楊貴妃是穿襪子的。她的一隻襪子在她死後被她的奶媽收藏並展出，當時的門要是每人一百文錢。唐代對婦女的小腳與“弓鞋”的狂熱讚賞已蔚然成風。“弓鞋”的頭部翹起，就像古羅馬軍艦高高翹起的船頭。這是最初的纏足方式。這種鞋是那些宮廷舞女穿用的。一個個女子翩翩起舞，宮廷的脂粉氣與香菸燎繞於錦繡珠簾之間。在這種奢靡的氣氛中，自然會產生一個有創見的人物，為已經很精美的感官刺激再添上一點佐料，可謂錦上添花，畫龍點睛之舉。這個人就是短命的南唐的統治者。他也是一個很有造詣的詩人。他命一個纏足的舞女在6英尺高的金子做的蓮花上輕歌曼舞。金蓮花上掛滿了寶石、珍珠和金錢。於是這種纏足的鳳尚就被固定了下來，人們竟相模仿。那纏著的小腳被委婉地稱為“金蓮”，或“香蓮”，這些詞也就因此入詩。這個“香”字很重要。它意味著中國富豪人家驕奢淫逸的氣氛，意味著他們的家裡常常散發著陣陣的幽香。人們描述這種幽香的圖書卷帙浩繁，令人驚歎。

女人們不僅願意而且非常喜歡趕時髦。即使由此帶來身體上的不適，也在所不惜。這一點井非中國人的獨創。直到1824年，英國的姑娘們甚至願意躺在地上，讓她們的母親手腳並用，幫助她們把自己的身體擠在鯨魚骨架裡。18世紀和19世紀初歐洲婦女常常在適當時候暈倒在地，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