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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竹子扔出去供別人選擇。如果國內新聞有富裕,其內容則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聞版,這是無需向讀者說明的。如果城市新聞版也已過分擁擠,則可以轉向兇殺火災版。沒有必要區分什麼是頭版新聞。沒有選擇,沒有配合,也沒有陪襯。每個編輯都可以在他認為適當的時候打住,一切從簡。加之編輯和讀者都是夭生的個人主義者,發表新聞是編輯的事,而尋找新聞卻是讀者的事,互不干涉。這是中國一些最古老、最龐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迄今為止仍在奉行著的編輯方針與編輯技巧。
如果你問為什麼沒有合作,答曰:因為沒有社會頭腦。如果總編輯試囹進行某些改革,而將阻礙改革的城市版編輯辭掉,那麼他就違犯了中國家庭制度的原則。他為什麼要干涉別人的事務?他是想把那位編輯逐出報社,砸掉他的飯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捱餓嗎?如果這位城市新聞版的編輯的妻子是報紙所有者的侄女,總編能將他解僱嗎?如果他還有一點中國人的社會意識,他就不會這樣做。然而,如果他剛剛從美國密蘇里新聞專科學校留學歸來,那麼他馬上就得從總編的位於上退下來。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國方式辦事的人將接替他。舊的情形將繼續。讀者們將搜尋自己想看的訊息,報紙仍將擴大它的發行量,仍將大賺其錢。
這就是在中國人所有社會交際活動背後所隱藏著的心理體系。找到更多這樣的例子並非難事。這些例子部說明中國人缺乏社會頭腦,而這一點尤使20世紀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講20世紀的人,因為他曾接受過19世紀人本主義的恩惠,有較寬闊的社會觀。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國人對社會工作的觀念。我想利用《論語》半月刊(中國一種無意識幽默雜誌)中一位地方軍閥關於群眾教育運動的講話。青年人受到美國人社會服務熱忱的感染,組織了一場“掃盲”運動。於是,這位將軍在講話中說,學生應該讀書,不要干涉公共事務。“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飯,你要打倒人家。”這種很有說服力的論點是:文盲們並沒有干涉你的事務,你們為什麼要去幹涉他們呢?這些話簡短有力,就事論事。因為他們是直接地、毫不掩飾地發自講話者內心的話。對中國人來講,社會工作看起來總是在“管別人的閒事”。一個熱心於社會改革或者說是熱心於任何一項公共事務的人看起來總是有點滑稽可笑。我們給他的誠意打折扣,不能理解他。他這樣不厭其煩地做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嗎?他為什麼不效忠於自己的家庭,設法升官發財,首先幫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們的結論是,他太年輕,或者說他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怪人。
中國歷史上總是有一些這樣異乎尋常的人,他們被稱為“豪俠”,但他們都屬於土匪或流浪者階層,沒有結過婚,是些四處飄泊的光棍,隨時準備跳進水裡搶救一個素不相識、即將溺死的孩子。結過婚的中國男子一般不做這種事。不過也有例外,結果死後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盡了苦頭。我們敬佩他們,熱愛他們,但我們不希望家裡有這樣的人。當我們看到一個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種窘境時,我們會大膽地預見這個男孩將是他父母的災星。如果我們能儘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了。如果不能,他就會被送進監獄,從而使全家都跟著遭殃。當然,事情並不總是那麼糟。如果我們不能阻止他,他可能會離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強盜中去。所以,我們把他們稱作“離經叛道的人”。
中國人為什麼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實際上,中國人並不是基督教傳教士們想象的沉浸在罪惡之中的異教徒,儘管“異教徒”這個名詞,以基督教蔑視和批判的力量,似乎非常適合於中國人。如果傳教士們能設法理解他們,追根溯源,他們的看法可能會轉變一些,因為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是一種不同子基督教的社會哲學。這種區別是觀點的區別。現代最有教養的中國人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西方婦女會去組織什麼“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為什麼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裡照看自己的孩子,我們的結論是:這些婦女沒有孩子,所以沒有什麼更有益的事情可做。這種推斷也許往往是正確的。我們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觀念和社會觀念之間的矛盾。如果我們繼續深究,會發現家庭觀念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家庭制度是中國社會的根基,由此而生髮出各種社會特點,這個家庭制度以及鄉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級階段——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社會中的所有問題。面子、人情、特權、感恩、謙恭、官吏的腐敗,公共機構、學校、行會、慈善事業、好客、正義,以及整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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